“官当”杂议

熊利民


　　官当，封建社会中官吏犯罪可以官品抵罪的制度。它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律》，有“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的规定。唐律，则集官当之大成。凡官员犯徒罪、流罪的，均可以官品来抵罪。官品越高抵罪越多。一官不足当，可用另一官来补当，现任官不足当，可用历任之官追当。仍不够的，还可用免官、除名等来赎当。再有余罪的，就以钱来赎。总之，刑不上大夫。而且除名、丢官也只是暂时的，只要忠于皇上，过一段时间仍可重新做官。
　　史载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爬上四品御史中丞后，因受贿，被劾“下狱当死”，武后念其忠心，“得不诛，免为民”。后复职五品殿丞，又因贪赃被贬为八品同州参军事，不久又得提拔，“暴纵自如”。按唐律，官吏受贿、贪赃是要重惩的，但官当网开一面，赃官暴吏自可为所欲为。正因为官当是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法定特权，对皇帝和官僚有特殊保护作用，自隋唐起历代统治阶级都死抱住不放。直至清末法律制度改革，因时代潮流变了，官方刑法典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当然，官当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犯十恶大罪，斩无赦，这是万万不能官当的。而且，官当对封建国家机器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它常使朝纲混乱。有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惩前代法度纵驰之弊，治乱世，用重刑，官当也暂时丢一边去了。他创制的“庭杖法”，专治大臣。因户部侍?郭桓等人吞没官粮，被处死的官吏达数百人。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自有公论，但他不搞官当，却是值得称道和今人借鉴的。
　　温故而知新。官当作为一个封建特权法律制度，早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于1954年就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解放初对张子善、刘青山特大贪污案的依法严惩，也曾令人鼓舞振奋。但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坏，使执法部门官当遗风犹存。现实生活中，类似官当的名堂还真不少。一些“公仆”犯了罪，因为有官，可以用来抵罪。有用行政职务抵的，有用党内职务抵的，还有用党籍、代表资格抵的。美其名曰，严肃处理。殊不知，行政、纪律处分与追究刑事责任性质完全不同。个别的甚至使个障眼法，这儿撤了职，换个地方继续做官。这样七抵八当，罚不当罪。信手拈来二则，以资佐证。(一)某县外贸局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使国家损失数十万元，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处理结果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某省一厅局级干部因一再包庇犯罪的儿子，交待问题态度很差，最后是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反问一句，一个老百姓包庇犯罪，无乌纱帽可摘，又是如何处理呢？难怪一索贿数万元的某主任满不在乎地对提审的人说：“什么时候放我出去，能不能快一点”。他是认定了大不了用乌纱帽抵一下就了结了。
　　官当遗风犹存，奥妙虽多，原因不外有三。其一，关系网在作怪。一些干部封建意识浓厚，人情、面子大于国法。由他们执掌一部分权力，人民是不放心的。其二，某些执法干部习惯于按领导人的意志办案，不自觉地搞起官当，还以为是依法办事。其三，某些宣传舆论部门法律意识淡薄，有意无意的把一些官当气味很浓的案件作为“严肃”查处的法制新闻报道，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闻官当其恶了。当然，视官当为国粹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我们社会的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下大力气整顿机关作风，每年都要依法查处一批大案要案。那位要求早点放出去的某主任也被判刑，暂时出不去了。这说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搞官当不得人心，没有市场。以权抵罪，以官当罪，姑息养奸，一旦激起公愤，迟早都要被绳之以法。
　　官当虽是遗风，其对法制建设的危害性不可小视。建设法治国家这个系统工程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仆能否与官当旧的法律传统决裂。而官当延续千年，在短时间内要彻底摒弃决非易事。整顿干部作风，在一个时期重点抓一下，虽有必要，但非治本之举，说不定将来气候适宜，官当又会冒出来污染社会。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健全民主和法制，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官当才难有市场可以招遥。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
简述影响合同效力及内容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一、何谓“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关于合同效力及遵循内容的规定，不包括地方法规和规章中相关规定。以前，各专业学者认为强制性规定应当包括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但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出台后，已经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从强制性规定中剔除。据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理解：
　　1、强制性规定仅指法律、行政法规中具有某种情节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条款。规章与地方法规的规定内容不在此列。
　　2、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规定。原各家理论上的“管理性强制规定”已不在认定合同无效之列。
　　3、合同中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内容，人民法院当然依法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一般不认定无效，而是根据具体情形做出相应处理。
　　二、效力性强制规定的表现形式
　　在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中，合同具有某种情节即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条款是常见的，当合同具备了该情节后人民法院当然认定为无效合同。
　　（一）法律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
　　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九条：“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例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二）司法解释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例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期货经纪合同无效： （一）没有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主体资格而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 （二）不具备从事期货交易主体资格的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三）行政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例1：《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给权利人、使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例2：《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四、担保的处理“行政机关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担保合同无效。”
　　三、管理性强制规定的表现形式
　　管理性禁止性规定禁止的往往是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问题,它与合同行为无关,相应的合同行为本身依然为法律所允许。还有禁止性规定禁止的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本身依然有效,不能履行所要承担的是违约责任等等，这在直面上看也是违法的。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关处理。
　　（一）法律规定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例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如果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中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认定合同无效，而是被处罚。
　　例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
　　新签订的劳动合同违反未约定劳动报酬的，并不认定合同无效，而是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报酬标准执行。
　　（二）行政法规规定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六条 “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除外）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49％。”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由原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商务主管部门撤销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如果合同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认定合同无效，而是违法者被处罚。
　　四、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划分的意义
　　只有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才会认定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从订立的一开始就无效，而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往往是对违法的一方给予某种处罚或者责令做出某种行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会宣告合同无效。体现出了鼓励交易和尊重当事人在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宝贵精神。

保定律师张荣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