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概述

白静浦


　　罪名，顾名思义，罪之名也，即犯罪的名称，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具有表意的作用。对某种犯罪规定罪名并不能凭空臆造，它应该具备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罪状。罪名的确定是建立在罪状的基础上的。罪状是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要件的描述。因此，罪状相对而言是具体的，详明的，也就是直观的。罪名则不同，罪名用少量的文字来提炼罪状，尽可能的简练但不失准确性。它不是直观化的，容易使我们望文生义。由此可见，罪名实际上就是简化、概括、抽象后的罪状。在内容上，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或特征的描述，而罪名是对罪状的文字表述中的关键词的绝对中和，因此，罪名的最终归结点仍然是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罪名和罪状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推断，从罪名的文字组成上，我们就能确定这种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如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从文字上我们即可知道，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都为“挪用”，主要的不同在于犯罪的对象。前者是公款，后者则是资金。因此在法律上尤其在刑法中区分公款和资金的属性就能区别两种犯罪的客体性质。与对象对应的关系面是行为人，作为他的对象的公款和资金的法律属性中就包含着这种关系。对于一个非公务人员非法动用的国家所有的货币，就没有公款的法律属性，同样，对于一个本公司职工非法占用的他人或其他单位的货币，也没有资金的法律属性。如果罪名和罪状之间不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罪名就没有了区分功能。简单的从罪状到罪名的过程不是全部，关键还在于从罪名回归罪状。
　　如前所述，罪名和罪状在本质内容上没有差别，都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概括或描述。只是罪名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概括比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更简练。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从定义中可知，犯罪构成由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它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而犯罪构成要件是从个体上来讲的，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和条件。罪名就是对这些要件的排列组合——抽取最能够表明具体犯罪的行为特征的要件进行逻辑上的文字组合。由于犯罪构成在总体上分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在一般上分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在具体上，各罪又可能具有其他具体的要件，如时间、手段、地点、特定对象等。因此，在罪名的确定上，原则上各个要件都有成为罪名成分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同时，罪名本身也呈现出层次性，因为在哪个层次上选择要件直接决定着罪名的类。类罪名、种罪名以及具体罪名的分类就是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罪名在文字结构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根据犯罪客体层次的不同，可以将罪名分为类罪名、种罪名和具体罪名。犯罪客体按照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类罪名是某类犯罪的名称，它是对同类客体而言的，也就说犯罪侵害的客体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属于同一范围的。我国刑法按此将犯罪分为十大类，分别为（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罪；（9）、渎职罪；（10）、军人违反职责罪。具体罪名是各个具体犯罪的名称，犯罪侵害具体的直接客体就属于具体犯罪的范畴。刑法分则的每一条文至少可以确定出一个具体的罪名，有的还有好几个。《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规定了410余个具体罪名。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人犯了什么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种罪名是介于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下面有设了好几节，概括出好几个种罪名。就客体而言，种罪名中体现的客体不能认为是直接客体，而类似于同类客体，但范围又小于法定的同类客体。鉴于此，为了容易区分，就暂用“种客体”界定（理论上它仍旧是同类客体）。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依此确定的罪名分为选择罪名、单一罪名、概括罪名。确定这样的罪名是在具体的范围内选择罪名成分的，因此时间、地点、手段、方式、工具、特定对象的不同都可以使罪名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选择罪名上，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就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分解为拐卖妇女罪和拐卖儿童罪；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行为不同可以分解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还有就是根据对象加行为，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以分解成“5^3=15”种罪名。与此相比，单一罪名则显得简单，唯一的行为或者唯一的对象，可以说它是绝对确定的。而概括罪名则是，虽然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行为手段、方式以及利用不同的工具，但实质仍旧是一种概括的行为。因此概括罪名不能分解，在使用上也是唯一的。可见，这种分类法具有实践的特点，即具体案件具体适用。将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目的不仅仅在于分类本身，更主要的是分类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把握各罪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白静浦
　　　　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后，显著改善了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权利保障。在大部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交强险承担了主要的赔偿责任，这种状况既有利于受害者权利的及时实现，同时也减轻了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此类案件审理数量的增加，审判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法律适用上的难点和争议。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是否法定免责条款，理论和实践中就有较大争议。
　　　　对该条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其中“财产损失”一词含义的理解上。一种意见认为，对该条中财产损失的理解应做广义解释，包括受害人因医疗费用、死亡伤残所造成的损失。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做狭义解释，该条中的财产损失仅指事故造成财物损坏导致的损失，而不包括医疗费用及死亡伤残所造成的损失。广义论者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及最高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复函。广义论者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中的财产损失就是做广义理解的，而复函则明确答复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的财产损失应做广义理解。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其对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财产损失的理解脱离了该条例自身的语境。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含义，而交强险条例本身对财产损失的含义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在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可以看到，在交强险条例中财产损失赔偿和死亡伤残赔偿、医疗费用赔偿是并列的概念，财产损失并不包含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损失。而饱受诟病的最高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复函，仅是最高法院立案庭对下级做出的答复，其本身并不能作为判决适用的依据，因为其并没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
　　　　从以上分析可知，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并不是法定的免责条款，该条款仅仅针对保险公司承担的对抢救费用的垫付义务赋予了保险公司追偿权，保险公司以此条款作为其免责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
　　　　从立法目的来看，交强险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害的“第三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基本保障。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四种情况是加害人的过错，受害人对此则并没有过错。如果因为加害人的过错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失去保障显然是不合理的，对受害人的保障不应受到加害人过错与否的影响。因此，从法理上讲，将该条款作为法定免责条款也是不成立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保监会制定的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与交强险条例的表述并不一致。与交强险条例对此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述不同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明确表述为，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被盗抢期间以及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况下，除了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垫付之外，“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交强险合同第九条的表述并不存在歧义，它明确地表明了其免责条款的性质。但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确，交强险条例并没有把无证驾驶等四种情形列为保险公司的免责范围，因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超出法定范围自行创制的免责条款的效力是值得商榷的。交强险作为强制保险，其免责范围应当是法定的，以合同条款“约定”形式设立的免责条款应属无效，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不宜以此“约定”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依据。
　　　　退一步讲，即使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所以不宜认定该约定的免责条款无效，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保险公司签订交强险合同时未对此条款做出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赔偿义务。当前各保险公司在销售交强险时，经常不对其中约定的免责条款做出充分说明，甚至有时连书面保险合同都没有，而在事故后理赔时则以交强险合同条款所有司机都应当知道，且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是法定免责条款为由拒绝理赔。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有种观点认为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性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对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免赔不需要特别告知投保人，不能以保险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作为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的理由。对此，早有人指出该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性和保险公司在此情况下免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性众所周知推论出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免责也是众所周知。因此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该征求意见稿经过多次修订，仍未形成一致意见并最终发布，但从中可以看到，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已经形成了共识。我们期待该司法解释能够早日发布，统一审判实践中的认识，避免因各地判决不一致而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