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与司法独立


秦策

　 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还应当包容更多的内涵。把某事物认定为独立，至少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二是该事物具有与众不同的运作方式或规律。对于司法而言，前者主要是指机构与权限的独立；后者则意味着推理模式与诉讼程序的独特。机构与权限上的分立构成了司法独立的物质基础，而司法推理模式与诉讼程序显示的则是司法活动的独立个性，这对于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同样具有实质性意义。

　 事实上，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正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昂格尔在揭示法治特质时指出，近代西方法律秩序的形成有赖于法律获得一种“方法论的自治性”，即法律推理具有使自己区别于科学解释以及政治、伦理、经济论证的方法与风格。这种“方法论的自治性”不仅确保法律共同体所独有的职业特色，而且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有效抵御政治、道德等因素的不恰当渗入，进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和依法而治的法治精神。

　 司法中的法律推理是法官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把待决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的活动，它具有多方面的特质：首先是以严谨的逻辑性体现形式正义的要求。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法律推理与普通的逻辑推理并无二致。逻辑规律表明，凡带有必然性的推理，其结论必定以某种方式包含于前提之中；凡前提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出现在结论中。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判决本身就存在于法律规范之中，而不是立法者未曾预料的新结论。因此，法律推理的逻辑性质使得法官的司法活动与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取得了一致性，同时，法律推理的逻辑性质还意味“平等而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而这正是形式正义的基本要求。

　 其次是以严格的程序性保障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推理是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展开的。诉讼程序的意义在于：当事人按照法定的顺序、方式充分陈述自己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展开论辩，并对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作出理性选择。法官则在这些程序中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整理争论点，在当事人参与、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形成判决。严格的程序通过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达到对实质性权利的享有和运用，同时也保障了法律推理的合理性与司法过程的民主性。

　 再次是以价值的中立性抵御各种非法律因素的侵扰。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总是要负载一定的价值，而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立法活动常常要以利益的权衡、价值的估量为基础，但是，法官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却不能与立法活动相雷同，而应当独立于社会上各种关于价值观念的争议和评价；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他必须以实现法律规范及其内蕴价值为最高宗旨，排除各种非法律的价值因素，如政治争议、道德评价等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尽管有人对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持怀疑态度，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的是，法律推理如果失却了应有的中立性，不仅司法独立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会重蹈人治的老路。

　 第四是以推理过程的充分公示保证司法活动的可监督性。司法推理是人类理性能力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自然应当以周密的推理和有力的论证作为支撑。详述并公示判决理由，就是要求法官具体地剖析司法过程矛盾症结之所在，透彻地阐述其据以判断事实和解释法律的基础，清晰地展示其对于法律和正义的理解，从而把具有“私人性”的推理思维公开化。这既明辨了事理与法理，又避免了“暗箱操作”，使胜诉者倍感法律尊严，败诉者则知法服法，更为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对司法审判过程实施监督提供了依据。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推理的基本特性，也使它与道德评价、政治决策得以区分。道德评价往往以主体的价值观念为基准，因而它受制于不同个体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个体自身情感、愿望、利益与评价过程的高度相关性。道德评价中也有推理，但这种推理的目的是要在人的主观判断与群体的道德信念之间维持均衡，并不存在据以形成逻辑推论的终极准则。政治决策过程则显示出另外一种景象。尽管现代社会的政治议程也追求一定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但是，其中必然交织着不同利益集团、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与妥协，并由决策者来加以选择与权衡；同时决策者还须不囿于既定的方针，及时形成新的决策以应对情势的变化。可见，无论是道德评价还是政治决策，都不具有与法律推理相提并论的逻辑性、程序性、中立性和公示性。

　 法律推理所具有的这种“方法论的自治性”显示出司法活动中存在着一些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特殊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才能将司法置于科学与客观的基础之上，以排除任意裁量，消除司法不公。总的来看，法律推理的独特性正是司法独立的内在保障，因而有必要将这种“方法论的自治性”作为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指标。否则，即使司法获得机构和权限上的独立性，其结果也无非是行政部门多了一个分支机构而已。

国家赔偿法能否支撑国人的精神

张生贵


　　国家赔偿法的终极目标不是赔偿，而是遏制权力违法，也即赔偿不是目的，不违法才是根本，弄清这个立法理念或价值，才能真正使国家赔偿法的精神落到实处。
　　12月1日修订完毕的《国家赔偿法》生效实施了，比之原来的《国家赔偿法》有三个方面的进步，其中最主要的进步是精神赔偿金被写入法律，成为国家赔偿的义务之一。国家赔偿法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法律名称是国家赔偿法，但条文中规定无请求则无赔偿，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赔偿决定，仅仅是一个时限问题，赔偿义务机关必须在两个月之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这里规定的是赔偿请求人，不象侵权法中规定的是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等着赔偿请求人提出请求才决定赔偿，这样的规定令人纳闷，在民事法律中一般规定赔偿义务人主动履行赔偿责任，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是消极等待，即无请求无赔偿，另外，赔偿责任多大，是否赔偿一般来由司法机关裁决，由法院断是非曲直，赔偿请求人向加害的国家机关提出请求，这种状况不可能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出现，这种法律程序和措辞显得十分的怪异，给民众的感觉是国家在向请求人施恩一般。精神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中，并规定国家机关致人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项赔偿的理由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权，会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之所以说这个是个进步，是因为终于在一部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当中承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者生命健康权是连带精神的。在以往规定中不认可人的精神损失，主要赔偿是身体损害。原本人的精神跟肉体是捆绑的，从唯物论上把这两者看成一体，而中国有着特殊的认识，从文革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无须人们强调精神重要，在信仰层面上也不唯上而无我，总是过分以群众的精神为由牺牲个人精神。精神赔偿进入《国家赔偿法》中，最大的进步意义就是国家承认了国民个人的精神损失，公权力要遵重民权，也要遵重人格，这个精神属于要格权利，不是集体意识的附庸。这个规定进入法律，接下来是考查实践中如何落实的问题，精神到底值多少钱？国家赔偿如果按照肉体赔偿算的话，大概按照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如果公民被抓而没有受到拷打，可能就没有精神赔偿，法律规定的条件是严重后果，如何判断后果的严重性，判断标准是什么，照我的理解，国家赔偿法的终极目的不是赔偿，而是依法遏制权力，制止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办案，但要从注重赔偿的角度看问题的话，尤其是精神损失是否后果严重，都可能掌握在国家机关手里，倒头来难怪这个法律对冤案没有多少遏制作用。照着这个路子走，关于精神赔偿被亮点的意义还是不大，最多算个像征。赔偿款依旧是纳税人的税款，国家赔偿的意义无法体现，如果真正要体现惩治权力违法，至少应当要让侵犯公民权利的公务员感到痛苦，对其官位有所处理之外，某些赔偿由违法者承担，并且提高国家赔偿标准。或许有人要说，增加执法成本意味着不执法，其实这样的相法是多虑，依目前的状况看，不是执法无力，而是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太多了，如果不使违法执法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会变成更加肆无忌惮的乱权，只有赔偿款从赔偿义务机关的预算内支付，只有把违法后果作为考查精神赔偿的标准，也只有从精神赔偿这个项目上调整违法执法者的责任，才能使得国家赔偿变成真正的赔偿，而不是成为受害人在监狱上班的一种变相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