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1年1月13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林业工作。
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林业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保护、发展森林资源任期目标责任制。森林资源的消长应当作为考核每届政府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条 保护林农的合法权益，依法减轻林农的负担，禁止向林农违法收费、罚款，禁止向林农进行摊派和强制集资。
保护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二章 林权管理
第五条 森林、林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国有林场、农场、苗圃、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所属的森林、林木归国家所有。依法归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有的森林、林木除外。
（二）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在其依法使用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管理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营造的森林、林木，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合作营造的林木，归合作者共有或者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确定权属。
（四）农村居民在其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和承包的责任田上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五）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六）单位或者个人在依法通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上营造的林木，归营造者所有；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该宜林荒山荒地上原有林木，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权属和利益分配。
第六条 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林权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已经确权发证的，不得重复核发林权证书。
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 依法改变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取得者应当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林权证书。
以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所有权作为抵押担保的，当事人应当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抵押登记，抵押登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以及国家规定允许转让的其他林地使用权也可以依法抵押，但不得擅自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当事人应当依法办理抵押登记。
第八条 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在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或者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处理。跨县（市、区）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确权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确权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发证确认林木所有权或者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后，又发生民事侵权行为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不得抢占有争议的林地。
第九条 1985年1月1日《森林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争议，争议各方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签订过协议或者经过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裁决的，按照原协议或者原裁决执行。1985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依照森林法律、法规的
规定处理。

第三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森林法》和《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林业长远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林业长远规划制定林业发展计划。
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其他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林业长远规划和林业发展计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上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施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有农场、牧场、工矿企业等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五年组织一次全省森林资源清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分级建立健全森林资源档案，完善森林资源监测体系，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征收育林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依法应当缴纳林业规费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按时缴纳林业规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依照规定的用途，使用林业规费。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坐支、挪用。
第十三条 对森林、林木实行分类经营和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公布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作为生态公益林管理，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严禁采伐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作为商品林经营管理。

第十四条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以及国务院规定允许转让的其他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
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经营权依法转让，或者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出资、合作条件的，必须依法签订合同。对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应当由具备相应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资格的单位进行评估。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转让、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出资、合作条件的，已经取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以同时转让。
第十五条 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旅游等经营活动的，应当经省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利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等经营活动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十六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有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基层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护林组织，划定护林责任区，制定护林公约，配备护林员。护林员可以由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
委任。护林员职责依照《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秩序，保护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森林法》的规定代行授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
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规定划定的天然林保护区，实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承包造林等措施，加强对天然林保护。具体保护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九条 有森林防火任务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建立健全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制定森林防火措施，做好森林防火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每年十一月一日起至次年四月三十日止，为我省森林防火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气候状况，决定提前或者延长本辖区森林防火期。
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野外生产性、实验性用火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
第二十条 发现森林火情的公民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森林防火组织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森林防火组织应立即组织扑救。
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单位和人员必须服从统一指挥。铁路、交通、民航、邮电等部门和单位应当为扑救森林火灾优先提供运输和通讯工具，粮食、物资、卫生、民政等部门和单位应做好物资供应、医疗保健和安置灾民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建立病虫害测报网络，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林木种苗、木材的检疫工作，控制森林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
发生大面积暴发性或危险性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除治。
第二十二条 凡调运森林植物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以及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植物产品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检疫。不得重复进行检疫。
森林植物检疫人员持有效的执法证件进入车站、机场、邮局（所）、码头的货场、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检疫检查，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松香生产的监督管理。采集松脂需经省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程规定采脂。将松香产品运出产地县（市）境的，必须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运输证。承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查验松
香产品运输证。
第二十四条 对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地区、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和植物生长繁育地区，经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和管理。
严禁擅自进入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采集标本、狩猎、采矿、采砂、垦植、放牧。
第二十五条 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档案，同级人民政府设立标志，明令保护。
第二十六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砍柴及其他毁林行为。经批准的工程项目和地质勘探活动，应当不砍或者少砍林木。
禁止在幼林地、未成林造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内砍柴、放牧和非抚育性修枝。
禁止在树旁焚烧秸杆、柴草及进行其他危害树木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以林木资源为原料生产食用菌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其林木消耗纳入当地森林采伐限额，不得突破。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山区、丘陵区、平原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覆盖率目标。全省森林覆盖率的目标，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二十九条 植树造林必须遵守国家造林技术规程，因地制宜确定林种、树种，实行科学造林，积极推广优良树种、品种和造林新技术，提高造林质量。提高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十条 平原造林应当统一规划，并按照规划营造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实现农田林网化；主要河流的源头区、河渠两岸、水库堰坝周围、铁路和公路两侧，有关责任单位应当按照规划要求组织营造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堤林、护岸林、护路林。
营造农田林网和进行农林间作应当符合造林设计密度。
第三十一条 提倡实行封山育林。适宜进行封山育林的区域，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封山育林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封山育林应当根据“以封为主，封育结合”的原则，确定适当的封育范围、年限及允许进入封育范围的期间等，并遵守封山育林技术规程。
在封山育林区域内，禁止放牧和采土、采砂、采石及其他采掘行为。但在当年的开山期内允许农民采药、采草。
第三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在宜林荒山荒地及村旁、水旁、路旁和村内隙地上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造林规划造林。
采用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造林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造林期限、数量和质量要求、利益分配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合同期满，原经营者依法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经营权；因林木未成材或者其他原因不能采伐，原经营者又不再经营的，依法享有获取补偿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点造林工程，应当实行招标投标制度。中标者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方案组织施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并具体负责检查验收。

第六章 森林采伐
第三十四条 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国有林场管理的国有森林、林木以国有林场为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集体所有和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森林、林木以县（市、区）为单位，铁路、公路、城建等部门组织营
造并管理的森林、林木以省级系统主管部门为单位，编制森林年采伐限额，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平衡，经省人民政府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年森林采伐限额，每五年调整一次。
第三十五条 采伐胸高直径五厘米以上（含五厘米）所消耗的立木蓄积，纳入采伐限额管理范围。但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宅基地上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以及自留山上的薪炭林除外。
第三十六条 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按照《森林法》和《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严禁先采伐、后办证。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因修建铁路、公路、机场、通讯设施、电力、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大型建设工程需要采伐林木的，由其建设单位向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跨越行政区域的，向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调整和乡村建设，应当严格控制采伐林木，确需采伐林木的，由该集体经济组织向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因土地调整需要变更林木所有权的，实行树随地走、合理补偿的办法，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村民委员会协调解决。但不得擅自砍伐林木。
第三十八条 由铁路、公路和城市园林等部门营造和管理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需要更新采伐的，应当分别由铁路、公路和城建等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禁止采用皆伐方式采伐具有防护林性质的灌木林，确需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采伐的，由林权所有单位制定水土保持方案，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发给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方可采伐。
第四十条 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和单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在接到采伐林木的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完毕。对不符合规定，不能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应当向申请者说明理由。
第四十一条 不按采伐限额管理规定及越权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无效。
禁止弄虚作假、以欺骗手段骗取林木采伐许可证。
使用无效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按无证采伐处理。
第四十二条 禁止采伐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树木，因科学研究等特殊情况，确需采伐的，按照国家植物保护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七章 木材流通管理
第四十三条 木材交易应当到固定的交易市场内进行，但零星木材交易除外。木材交易市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进行管理。
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内不得设立木材市场。
第四十四条 实行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制度。凡在太行山生态林区、黄河中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区、长江防护林区、淮河防护林区、平原农田防护林区从事木材经营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严禁无证从事木材经营加工活动。
第四十五条 严禁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和个人收购、销售无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农村居民销售个人所有的木材，必须持有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
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林区运输木材出县（市）境的，都必须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国家统配的木材，由有关主管部门发给调拨通知书。铁路、交通及其他运输单位承运木材的，应当查验木材运输证件。
木材运输管理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查验木材运输、森林植物检疫、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松香产品运输等证件。
木材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持执法证件，并佩戴标志。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森林法》、《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明确处罚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骗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骗取的证件和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砍伐有争议林木的，按滥伐林木处理。
抢占有争议的林地的，按非法占用林地处理。
第五十一条 破坏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破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并处以被破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森林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五十二条 在树旁焚烧秸杆、柴草及其他行为对林木造成损害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被损毁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并处被损毁树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规定缴纳育林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按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并可处以应缴费款的百分之十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松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采集的松脂和销售松脂的收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未办理松香产品运输证将松香产品运出产地县（市）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补办运输证；无合法来源证明的，没收非法运输的松香产品。
第五十五条 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使用林业规费或坐支、挪用林业规费的；
（二）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等证件的；
（三）不按规定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
（四）林业行政执法人员从事执法活动未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
（五）林业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林地的保护管理，依照《河南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2001年1月13日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票据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不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传统票据法理论同时认可票据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认可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应当明确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及空白票据转让方式，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票据属于典型的流通证券，流通是票据的第一要义，也是票据的生命所在。因此，促进流通是票据法的最高原则。[1]而票据流通的实现则需依赖票据的不断转让，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或手段因而成为票据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包括两种，一为背书转让，二为单纯交付（或直接交付）转让。[2]在我国，票据权利可以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这一点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无异议。但是，票据权利能否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均存在争议，殊值探讨。

一、票据法理论上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一般认为，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则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当然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单纯交付与背书均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

所谓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所谓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不经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也就是说，持票人不在票据或粘单上作任何文字记载，只需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即可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记名票据因有权利人名称之记载，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付款人只能向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付款，因此记名票据的转让过程必须通过背书在票据上予以体现，故而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本就不记载权利人的名称，谁持有票据谁就是权利人，因而转让时不必在票据上作任何记载，只需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持票即可行使票据权利，因此，无记名票据当然地可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

票据权利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的功能与特点各有所长。背书转让方式的优点在于票据权利人与债务人易于确定，有利于促进票据流通。首先，背书转让票据权利，要求转让人（持票人）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进行相关记载，背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全面地反映票据转让的全过程，使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各个环节在票据上清晰可见，只要背书具有形式上的连续性，持票人作为权利人的形式资格即可得以确定；其次，每一个票据转让人在背书时必须在票据或粘单上签章，使所有背书人的债务人地位一目了然，每一个背书人基于自己的签章对持票人承担担保票据承兑与付款的责任，保障了持票人之票据权利的实现，增强了票据的安全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但是，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持票人需要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背书记载，导致转让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必须符合法律对于背书记载事项的具体要求，才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稍有不慎则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票据权利转让的效果则无从发生。相较于背书转让方式，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有自身的优势：因为不需要转让人在票据上作任何书面记载，只需以转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可实现票据权利的转让，显然比背书转让更加简单、方便、迅捷。但也正因为每一次转让都不需要在票据上进行记载，票据的整个转让过程并不体现在票据上，每一个转让人因为不在票据上签章，其债务人地位无法依据票据记载加以确定，他们自然也就不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付款的票据责任，导致票据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现的保障性降低，票据的安全性也因而受到影响。而持票人权利实现风险的增加，无疑会削弱票据的流通性。

二、域外立法例关于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域外票据立法例，普遍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单纯交付票据与背书转让票据均为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例如，根据《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汇票，即使未表明开立给指定人，得以背书方式转让。”）“空白汇票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说明该公约对于空白汇票的转让同时承认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方式，空白汇票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转让。该公约第14条第3款更进一步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汇票转让于第三人。”）空白背书的汇票可以不作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于第三人。《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注：《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对于空白支票的转让，作出了与《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如果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就可以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法国商法典》第117条及第118条、（注：《法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款：“所有汇票，即使未明确规定由指定人收款，均可依背书而转让。”第118条：“如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不填写空白，也不再作背书，即将汇票交付第三人。”）《法国支票法》第13条及第17条、（注：《法国支票法》第13条：“指明付给某人的支票，不论支票上有无‘指定人’的明示条款，都可通过背书方式进行转让。”第17条：“如背书是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既不在空白处填写又不再背书而把支票交给第三人。”）《德国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德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第14条第2款：“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转让汇票。”）《德国支票法》第17条、（注：《德国支票法》第17条：“1．背书转让支票上一切权利。2．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行背书而继续转让支票。”）《日本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日本票据法》第11条第1款：“汇票虽未以指示证券开立者，仍得以背书转让之。”第14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票据让与第三人。”）《日本支票法》第14条及第17条、（注：《日本支票法》第14条第1款：“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得依背书转让之。”第17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支票让与第三人。”）《英国票据法》第31条及第34条、（注：《英国票据法》第31条第2款：“付与来人之汇票通过交付而流通。”第34条第4项：“如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得在背书人之签名上加注付与其本人之指定人或其他人之指示而将空白背书转变为特别背书。”）《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及第3－204条、（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第1款：“流通转让是使受让人成为持票人的票据转让方式。如票据为付与指定人者，加必要背书和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如为付与来人者，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第3－204条第2款：“空白背书不指定被背书人，仅有一项签名即可。付与指定人的票据经空白背书可付与来人，且在未作特殊背书前，仅作交付即可流通转让。”）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注：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第1款：“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及第34条、（注：《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第2款：“以来人为受款人的汇票，凭交付而构成流通转让。”第34条第4款：“倘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可将空白背书变成特别背书，即在背书人的签名上加注付与指定人，指明把汇票票款付与持票人或其指定人，或付与他人或其指定人。”）《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及第15条、（注：《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票据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票据。”第15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票据持票人得：……（c）按照第12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票据。”）《联合国国际统一支票法草案》第14条及第17条（注：《联合国国际支票法公约草案》第14条：“支票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开立的是来人支票或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支票。”第17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得：……（c）按照第14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支票。”）都有相同的规定。

综观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均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效力，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均是票据权利的有效转让方式。但在具体规定上又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包括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及英国、美国、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的规定：“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就很有代表性；另一类则是德国、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无记名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进行转让，而是在规定所有票据均可背书转让的同时，特别强调即使是无记名票据，也可以背书转让。《德国票据法》第11条的规定就很有说明意义：“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这一规定的意思当然是说，无记名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另外，以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票据立法对空白背书的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均有明文规定，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2条第1款“空白背书之汇票，得依汇票之交付转让之。”以及《德国票据法》第14条“空白票据持票人可以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交付转让”的规定即其适例。

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并无不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规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以及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

三、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法律规定及理论争议

我国《票据法》并未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票据立法一样专门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出一般规定，而是在汇票制度中规定了汇票的背书转让，并在本票与支票部分规定了对汇票背书规定的准用。《票据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第3款规定，汇票权利的转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分别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了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法律规定。《票据法》对于空白票据及空白票据的转让没有作出专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一般规定，但其第49条就空白背书问题作出了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既就票据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一般规定，又分别就不同种类的汇票以及本票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专门规定：其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第63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第93条规定，商业汇票贴现时应当“作成转让背书”；第107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本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但并未就支票的转让作出规定。

由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出，依据我国《票据法》现行规定，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这是因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无记名汇票与无记名本票，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其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学界对此无异议。但是，关于支票的转让，只有《票据法》第93条有所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本法第2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一规定应当作何理解？是否说明支票转让必须像汇票一样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进行？学界对此的理解并不统一，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认为我国《票据法》第93条明确规定支票的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而汇票背书无疑是对汇票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所以支票权利的转让也必须通过背书方式才能进行，因此背书转让方式是我国票据权利转让的唯一合法方式，我国法律并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法律保护。[3]甚至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断定“我国《票据法》没有以单纯交付票据方式而转让票据权利的规定。”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有悖《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4]但是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票据法》并未规定收款人名称为支票出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是在第85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票据法》承认空白支票，而依票据法理论，空白支票当然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进行转让。因此，票据单纯交付在我国也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之一。[5]

四、我国司法实践对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认定

立法的模糊与理论上的争议，必然导致审判实践的不统一。尽管我国票据立法对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情形明显关注不够，但现实生活中，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甚至可以说是票据实务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产生的票据纠纷案件层出不穷。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支票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4]例如，“李云锦诉北京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中，王玉明基于其与李云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单纯交付方式交付给李云锦由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3张，李云锦提示付款时遭到银行拒付而向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追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8）丰民初字第0255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6381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对此案作出一二审判决，由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向李云锦支付3张支票的款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作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直接交付王玉明，之后王玉明将该票据以单纯交付的方式直接交付给李云锦，李云锦作为票据收款人合法取得票据，是票据的持有人，李云锦在请求银行付款遭拒时，有权向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6]可见，该判决认为支票的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再如，“王世车诉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案”，[7]李增坤因支付石材欠款而直接交付给王世车由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空白支票一张，王世车提示付款时，银行以空头支票为由拒付，王世车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出票人以“我方与王世车没有业务往来，支票是我方为支付货款开给余文化的，由于其保管不善丢失了”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票据为无因证券，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仅依票据上所载文义就可请求给付一定的金额。票据债务人如果认为持票人是由于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等不正当原因取得票据，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这也表明，法院认可支票当事人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另外，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重庆海来科贸有限公司与沙坪坝区五金交电化工商行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二审案”、[8]“北京盛业广泽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诉北京文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案”、[9]“于占园诉北京启航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10]“佛山市王家建材店诉广州鸿达有限公司支票追索权纠纷案”[11]时，也都认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支票并交付之后，持票人可以不经补记而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该支票，依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方式合法，享有票据权利。

五、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立法规范的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行为的效力，理论界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票据法》并未赋予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但审判实践中针对大量而普遍的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做法，法院却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大多认可票据单纯交付转让行为的效力，认为支票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支票权利。理论与实践如此脱节，实非正常现象。究其原因，《票据法》规定的不明确与欠完善是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又应当如何完善这些规定呢？

笔者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而是赞同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做法。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票据立法相关规定，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均是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第一，我国《票据法》虽未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得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但也并未禁止票据权利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或者说依据《票据法》现行规定并不能得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结论；第二，笔者的这一结论不仅符合票据法传统理论，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的规定相吻合；第三，审判实践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影响，而是依据《票据法》规定，作出了大量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判决；第四，我国票据实践中大量存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象，说明票据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实需求，理论界没有理由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固执地对《票据法》尚欠完善的规定作僵化的“纯理论性”理解。

我们应当做的是，深刻反思，并就《票据法》的完善建言献策。

首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但如前所述，《票据法》承认无记名支票，支票的转让因而有以下两种情况：如果支票上记载了收款人名称，则该支票为记名票据，自然须依背书方式转让；如果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被授权人也没有补充记载的，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当然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法》第84条在规定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时，并没有包括“收款人”名称一项；第86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既然是“可以补记”，当然就意味着也可以不补记，如果持票人没有在支票上补记收款人的名称，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予以转让。但是，这些内容应当由《票据法》以明文加以规定，我国《票据法》应当借鉴域外立法例的成功做法，设专门的条文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一般规定，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就空白支票的转让方式作出专条规定，允许其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其次，认为背书是我国票据转让的唯一方式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3款规定，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又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这说明支票也必须以背书方式才能转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票据法》第93条关于支票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本意应当是如果支票以背书的方式转让，其规则与汇票背书相同。而不是规定支票的转让方式准用汇票转让方式（因汇票必须是记名汇票，因而只能背书转让）的规定，因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不以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也就是说，如果以背书方式转让支票，则适用票据法对于汇票背书转让的规定（如此规定完全是为避免立法上的重复而采取的一种技术处理）；如果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支票，则无从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因为单纯交付与背书属于两种不同的转让方式。

再次，《票据法》立法之初，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商业信用不高，出于安全性考虑，其第30条规定被背书人的名称是背书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这一规定对票据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对此作出了改变，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如果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权利时，并未在票据上记载受让人的名称，即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受让人若再行背书转让，则必须首先记载自己的名称于被背书人栏内；但受让人也可以不再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他人以转让该票据，而由新的受让人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因为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依交付转让，也可再依空白背书转让，或再依记名背书转让，还可更改为记名背书后转让。[12]由此可见，即使是记名票据的转让也有两种情况，票据的收款人转让票据权利，必须依背书方式进行；但是其他持票人则完全有可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该票据。只不过承认空白背书效力的规范应当由《票据法》进行规定，而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