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受贿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游 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以下简称“两院”司法解释）发布之后，司法机关在受贿个案的处理中遇到不少适用难题。虽说从刑法理论上讲，“两院”司法解释并非独创刑法禁止性规范，不存在独立的是否溯及既往的时间效力判断问题 ，但由于解释所列受贿犯罪类型在此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较少作为犯罪认定，或者即使予以认定也存在做法不尽统一的情况 ，因此，在司法解释发布以后，仍然需要对相关争议、疑难问题加以研究，以期统一认识、明确界限。

一、收受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房屋的犯罪认定
收受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已经成为当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新的形式。对此，司法解释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将其纳入犯罪范围。但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却遇到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和犯罪形态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就意味着应当一律以受贿罪（既遂）认定，并依照行为当时的商品房市场价格确定受贿犯罪的数额；另一种意见认为，收受的房屋是否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虽然对受贿性质的确定不发生影响，但两者毕竟存在重大的差别，在计算犯罪数额时，不宜以实际拥有产权的房屋市价计算（因为行为人毕竟没有实际的房屋产权，相关权益的实现受到很大限制），而应当按照同类房屋的市场租金并结合已经交付使用的期限予以计算。
在对收受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案件的认定时，我认为应当把握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主客观统一原则，二是罪罚相当原则。首先，就前者而言，是为了体现行为性质认定上的科学性。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在事前或者事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权财交易，主观方面存在收受具有高额市值的房屋的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也已经由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入住，严重破坏了国家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自然不能放纵，应当以受贿罪加以认定。因此，“两院”司法解释对此予以明确认定，完全符合“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思想，也符合刑法的定罪原则。其次，就后者而言，对犯罪的实际处罚，又必须与其所呈现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同时，还必须考虑受贿与行贿的对合关系。我认为，收受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与收受已经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有所不同，房屋作为不动产，与根据行政性管理需要而依照登记方式管理的某些特殊动产（比如汽车等）存在着基本特性上的明显差异，因此，以所谓盗窃、抢劫汽车不需要以产权转移（过户）作为条件即构成犯罪既遂为由，去论证收受房屋也无须产权转移（过户）同样可以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其实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和说服力 。就作为具体犯罪对象的特定房屋而言，国家工作人员或其特定关系人即便已经入住其中，也不可能真正完全地占有该项不动产。同时，就受贿犯罪人的故意内容而言，行为人显然是为了获得完整意义上的房屋（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拥有房屋产权）才利用职务便利与请托人进行“交易”的——这通常可以从国家工作人员为“送房者”谋取利益的大小和谋取利益的积极程度上获得印证。另外，从送房者（通常是行贿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基于一般的社会通识来看待自己的送房行为的，通常不会认为交付的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就等于送出了完整意义上的房屋。在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一些行贿人以迟迟不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作为筹码，不断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持续性谋利，甚至出现最终反悔，以“举报”相要挟，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离开已经入住的房屋等现象。
受贿犯罪对职务活动廉洁性的侵害有其特定的内涵，其表现就是利用职权实际收受财物。因此，它在规范意义上的犯罪结果，自然应当是行为人已经取得了贿赂财物。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对以不动产为受贿对象的犯罪而言，应当以办理完成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手续为既遂标准，也就是强调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实现了产权的实质转移，才认定为受贿犯罪既遂。 对收受尚未办理完成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的行为一律以受贿罪（既遂）认定，并依照行为当时的商品房市场价格确定受贿犯罪的金额，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通行观念和一般认同。相反，仅仅以同类房屋的市场租金并结合已经交付使用的期限予以计算，又容易与免费居住（另一种权钱交易的形式）相混淆，违背主客观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一定程度上也难以反映此类受贿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造成失之过宽。所以，笔者的倾向意见是，对此类行为，应当以受贿性质定罪，以商品房市价确定数额，按照受贿未遂并结合其他综合情节，决定裁量刑罚，从而实现既从严治吏，又罪罚相当的刑罚价值目标。

三、贿赂财物“私收公用”行为的性质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业已收受他人财物的具体流向与定罪量刑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争论，各地做法不尽一致。对此，“两院”司法解释未予正面解答，因此，同样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实际处刑。
所谓贿赂财物的“私收公用”，是指行为人将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给予的贿赂财物私下接受并事后用于“业务招待”等公关性支付的行为。对于是否要将此类已经支付的财物数额从行为人个人受贿的总额中予以扣除的问题，由于缺乏权威解释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实践做法仍然不尽统一。笔者认为，从总的指导思想和刑法适用原则出发，惩治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应当立足于“从严”的基本政策立场，坚决反对以往比较流行的“扣除法”，对贿赂财物“私收公用”的行为，原则上不应对其行为性质及其具体犯罪数额的认定产生影响。笔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一律扣除的做法混淆了受贿案件中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的界限。通常情况下,贿赂行为是私下发生的，这类案件的一方被告人在收受他人财物时是无人知晓的，其非法获得的财物也由个人进行支配，其个人职务行为与给予财物的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特征十分明显。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贿赂财物之后，将财物用于所谓的“用于业务支出”的支付行为，同样不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将其私自支付的这部分“业务费用”从其个人犯罪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就会给这些费用（财物数额）的最终性质确定带来困惑。因为这无异于毫无根据地强行确认这类个人收受贿赂财物的行为属于单位性质（因为接收有职务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的财物属于受贿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事实上，这也就混淆了犯罪认定中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的原则界限。如果我们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要是单位负责人）原本就是基于单位的整体利益而利用职权接收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最终确实用于本单位或者部门的正当业务支出，那就应当依法认定为单位性质的商业受贿犯罪性质。第二，一律扣除的做法明显破坏了犯罪构成及其既遂认定标准的确定性。司法裁决的意义在于提供行为评判的价值尺度，以便社会成员明了并据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因此，其裁决的标准应当是相对明晰和确定的。就个人实施的受贿犯罪而言，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或者提供机会，并籍此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构成了受贿犯罪的既遂状态。在个人控制财物（也就是非法占有财物）的基础上，行为人对这些财物所作出的各种流向的处分，均不应当对犯罪既遂的成立发生影响，更不能改变其行为属于受贿的性质。笔者认为，这样一种认定犯罪和犯罪形态的裁判标准，是于法有据、符合法理通说，并且是较为确定的。如果我们以行为人在事后对贿赂财物的处分行为去改变其先前的行为性质及其所处的形态（包括数额认定标准），不仅显然对犯罪构成和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性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结果还将导致破坏犯罪认定标准统一性、稳定性的状况。第三，一律扣除的做法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案件整体性质的认定困难。实践中，不仅经常遇到商业贿赂案件的被告人以收受财物部分用于“业务招待”作为辩护理由，要求扣减犯罪数额的情况，更有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行为人的整体行为作无罪辩护，辩称计划将所有收受的贿赂财物用于“公用”。我认为，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既然行为人已经被证实将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所得的财物用于了“业务支出”，在被告人职务尚存、业务活动尚须继续开展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得出行为人不准备将余下的财物进一步用于 “公用”，而一定就是非法据为己有的结论呢？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扣除法”，必然会导致在整个犯罪案件性质认定上的“证据不足”，这在被告人提出明确辩护意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第四，一律扣除的做法必将产生司法裁判价值导向上的严重偏差。公正、合理的司法裁判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起到“引领”、“指引”的作用，这是依法审判活动的正向功能。而“扣除法”则显然改变了这样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作用。因为对于在掌握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其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就是不进行权钱交易、不以权谋私。我国反腐败法律法规及其相应的教育、惩戒和司法活动的防线，就应当设置在防止这些人员去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贿赂财物，破坏职务活动的廉洁性，损害社会利益。这样有利于廉洁自律精神的养成，有利于维护公平交易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而所谓的“扣除法“，事实上是在促成并不断强化着所谓“只要目的（用途）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不良社会观念，因此，其潜在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我们甚至认为,“扣除法”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客观上）起到鼓励受贿的负面作用，使人们的关注点不是放在应当拒绝非法受收贿赂财物方面，而是更多地“研究”如何“合理使用”上，其现实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所以，受贿犯罪中的“私收公用”行为，通常不能对其行为的性质及其数额认定发生实质性影响，只有当行为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确实用于正当业务活动等合理支出时，才能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三、收受他人财物未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司法判断
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之后予以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如何界定其性质，曾经也是受贿罪判定的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前者通常表现为在行为人个案被查处之前，将贿赂财物退还给原来的行贿单位或者个人；而后者，则大多表现为行为人将贿赂财物上交给有关组织或者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相关银行设立的“廉政账户”。笔者历来主张在这两种情形下，只要行为人能够及时、主动地将收受的财物及时退还或者予以上交，可以将其退还或者上交的财物数额予以相应扣除，不认定为受贿性质。 之所以做出如此判定，是因为行为人上述“及时”、“主动”的退还、上交行为，已经足以表明其在接受他人财物时并无受贿的犯罪故意，或者其受贿的故意尚不确定。至少我们可以说，由于行为人实施了及时、主动退还、上交的行为，司法机关已无确实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行为人犯罪故意的存在。因此，对这部分财物不以受贿性质认定，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犯罪构成要件规定和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要求的做法。所以，笔者自然十分赞同“两院”司法解释关于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
为了堵塞“漏洞”，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又做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笔者认为，这一“例外”规定十分必要，有利于从本质上排除缺乏“主动性”的行为，使不认定为受贿的行为范围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不过，在具体司法操作层面上，对这些条款的适用却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其一，是如何判定行为人基于“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财物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能否建立这样一种绝对的“因果联系”判断：即当国家工作人员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员或者事项遭到依法查处，该国家工作人员将自己接受的他人财物予以退还或者上交，就意味着他们就是为了“掩饰犯罪”，并进而直接认定受贿成立？我认为，这种关联性是难以绝对确立和加以推定的，仍然需要我们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上去进行综合分析与考察。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行为人自身或者与其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之时，行为人退还、上交财物，也完全可能是基于醒悟、悔过或者惧怕等多种缘由。因此，只有当具有较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掩饰犯罪”时（比如行为人在退还财物后又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假造“还款”收据等），才可直接适用司法解释的该项规定。
其二，是如何判断退还、上交财物的“及时性”问题。笔者认为，主动退还、上交财物是排除行为人具有受贿故意的实质条件，但对“主动性”的判断需要通过“及时性”去加以证明。因此，设定及时退还、上交的具体时间界限，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没有意义。 而是科学、合理的，也是便于统一执法尺度和有效控制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有益之举。至于及时退还、上交的具体时间界限，可以参照国家有关公务礼物（包括礼品和礼金等，下同）上交登记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现行刑法第39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382条、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目前我国刑法规范中唯一一条涉及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公务礼物不予上交从而构成犯罪的规定。这一刑法条文的适用，通常以公务礼物接受的正当性作为前提条件，所以，国家法律对行为人接受该类财物本身并不予以违法乃至犯罪的否定评价，其违法、犯罪性质的确定均针对接受公务礼物之后的“应当交公而不交公”的行为。而该法条所称的“国家规定”（行为人违反的前置性法律规范），就是指国家（特别是国务院）有关公务活动中礼品、礼金上交、登记的规范和制度。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务院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礼品登记的规定》及其之后的规范性文件中，都曾就此做出过明确规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及时”上交公务活动中接受的礼品或者礼金，并且明文设定了“在1个月内交公”的期限。因此，在当前适用“两院”司法解释认定受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完全可以参照上述刑法和相应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行为人及时退还、上交接受的财物的具体时限。对于无正当理由超过1个月才退还、上交财物的，或者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掩饰犯罪”才退还、上交财物的，均应确定为缺乏退还、上交贿赂财物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推定或者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如果财物数额达到法定标准，并且具备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法律条件的，自应按照受贿罪定罪处刑。

四、受贿犯罪的侦查管辖及其取证效力
受贿犯罪在理论上可以有公务受贿、商业受贿和一般行业受贿之分，我国现行刑法以行为客体与主体的结合为基点，分设不同类型的受贿犯罪。因此，同样是发生在市场交易领域并直接破坏竞争规则的严重受贿行为，由于犯罪主体等因素的不同，就有可能出现危害利益单一性与多元性的差异。比如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的商业受贿行为，就必然同时危及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公职不可收买的属性。因此，就目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罪名设置及侦查体系而言，行为人实施犯罪时所借助的身份职责，不仅决定着其行为的涉嫌罪名及最终性质认定，而且必然从一开始就决定着不同的立案侦查部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由此，就要求首先对受贿“犯罪主体”进行界定，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就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犯罪，就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但是，由于司法上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确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就难免在立案之初会出现判断准确性方面的问题，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又有一定的期限限制，因此，就会出现在尚未明晰主体身份的情况下，有关侦查部门对受贿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侦查讯问并获取口供及其他相应证据，但事后却发现该案应当由另外一个侦查机关管辖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比较多见的是公安机关先行侦查，而后发现被告人身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由检察机关里立案查处的情况。在这样的状况下，公安机关已经获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应当移交检察机关？移交的相关证据又能否经过检察机关的程序性审查，径直作为检察机关获取的证据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而人民法院又如何判断这类证据的合法、有效性？这些都是当前查处受贿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也是颇具争论的问题。
我认为，在上述情形下，公安机关应当将其获取的各类证据材料移交给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作为专门的刑事侦查机关，它所侦查获得的一切证据都应当移交检察机关，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做基础性准备。当然，考虑到商业贿赂涉及职务犯罪主体的复杂因素，法律规定这类案件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实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但我们认为，这种侦查分工是一种侦查职能的内部分工，并不影响它们作为国家设立的犯罪专门侦查部门的整体性质。同时，从司法活动的效率原则而言，在公安机关业已先行立案侦查的情况下，再由检察机关去重新启动侦查程序，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一种不公正待遇，而且也造成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业已获取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当然，如果审查中发现公安机关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或者犯罪嫌疑人自己否定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经查核又是属实的，那就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提起公诉的有效证据。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侦查主体是检察机关，那么，就应当认定公安机关侦查取得的证据均属非法，即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法院可以以取证非法为由，判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坚持了证据的合法性，显示了严格依法办事，但细加分析会发现，其观点其实并不科学。
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当然能导致法院做出无罪判决。但问题在于，由上述侦查主体的分工差异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必然属于应当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事实上，非法证据主要是指通过非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采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并非必然的不真实，但由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可能导致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遭受侵犯，有的甚至严重违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刑事诉讼底线正义规则。所以，从人权保护和限制国家追诉权滥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坚决排除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的有效性。这是以程序否定实体，是刑事领域里人权保障观念的体现。但是，仅仅因为侦查主体分工上的差异就将其取得的证据视为非法而一概予以排除，并不合适。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据此，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刑事侦查权，只是它们之间存在侦查权限上的分工，但是这样的分工是为更好地开展侦查工作，而不是侦查工作的阻碍。其次，《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3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这里虽然只解决了在决定立案阶段的管辖问题，但它为我们解决在侦查阶段发现管辖不当问题提供了思路，即：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或者管辖不当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这样就体现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上的分工与配合。那么，这里移送的有关证据材料就是非法的吗？当然不是。如果这些证据不是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所获取，那检察机关就可以通过审查的方式，使其成为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证据材料的一部分，从而避免引起证据合法性的争议。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受贿犯罪案件上的侦查权分工。我们认为，在商业受贿犯罪领域根据犯罪者身份的不同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负责侦查，确实存在一定的弊端，它不仅会导致因侦查主体不当是否影响证据合法性的争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实行严格区分、分别侦查，势必影响侦查效率。同时，公安机关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侦查能力和技术手段的支撑，而检察机关的力量则相对薄弱，但他们共同面对反侦查能力较强的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有时形成力量对比上的悬殊和差异。这就要求进一步增强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在人、财、物等方面配置更强的资源优势，甚至在侦查权力方面也应作适当的扩大。因此，急需在调整立法的前提下，实现侦查机制上的“一体化”模式。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检警一体化、由检察官指挥侦查工作是近年来诉讼法学者提出的主张，认为在我国现有的“两院一府”体制下，检察机关应当是“法官之前的法官”，应当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由检察官来主导侦查活动。按照这样一种功能划分，那么，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权上的分工就应当由案件范围上的分工转变为侦查程度上的分工：即由公安机关进行专门性调查，查获犯罪；由检察机关为证明犯罪而实施调查取证，即保全证据。检察官主导侦查活动，主要是指在保全证据中起指挥作用，在刑事警察的协助下完成。我们认为，一旦这样一种相对合理的检警关系得以确立，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主导案件（包括各类受贿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就能够保证取证的合法性，比较充分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这样，在整个审判程序中，就由检察机关对证据的合法性负责，在庭审时，检察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给法庭的证据，在辩方不能提出相反证据反驳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的情况下，就可以据此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而且，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辩方也不能单纯以取证的主体不当来否定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为侦查案件范围的分工是追诉机关内部的分工，只要取证手段是合法的，所取得的证据是真实的，那么，作为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所获得的证据就应当可以经过审查而作为起诉的证据来使用。第三，如果认为法院可以因受贿犯罪主体不同而以原来侦查管辖的机关不当为由去否定相关证据的合法、有效，并认定指控罪名不能成立，那么，同样的问题就会出现在我们法院的一、二审之间。例如，一审法院对一起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做出有罪判决，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发现，被告人的身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只能以普通公司人员的受贿犯罪认定，应当做出变更罪名和调低刑罚处罚档次的改判。但是，如果按照上述证据合法性的审查方法，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侦查工作先前是由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的，而现在法院二审将要改变的犯罪罪名（即公司人员受贿罪）则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那么，二审法院直接改判不就成了确认非法证据的合法、有效了吗？很显然，这种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判断方式是缺乏依据，也是十分荒谬。
由此可见，在受贿犯罪的证据认定方面，我们不能单纯因侦查主体的不同而一律否定其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追诉机关侦查主体的内部分工，总体上并不影响证据的合法和有效。简单予以排除，而要求相关侦查机关重新实施侦查取证，不仅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不符合司法经济和效率原则，而且对受贿犯罪嫌疑人而言，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可能毫无实质意义地延长追诉犯罪的期限，有损司法人权保障的原则.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1月15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1月10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五章 教育事业
第六章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贵州省西南地区布依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的辖区为：兴义市、安龙县、册亨县、望谟县、贞丰县、睛隆县、普安县、兴仁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设在兴义。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任务。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州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积
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加速改变山区的贫困面貌，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民族团结、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自治地方。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互相学习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保障各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侨和侨眷在州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场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各族人民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依法订立各种守则、公约，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做好征兵、优抚、安置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本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根据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其他民族亦应有适当数量的人员，并且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根据民族分布情况，应相应有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州长由布依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亦应有适当数量的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根据民族分布情况，应相应配备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十四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审判机关；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人员。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用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审理、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汉语言文字或者布依语、苗语；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使布依文、苗文和汉文都成为执行职务的文字。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培养和使用各级干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注重在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州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指标范围内，可以从少数民族农业人口中择优招收适当数量的人员。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自治州的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引进人才和选送干部、职工学习、进修；对在各项建设事业中有显著成绩者，给予奖励。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自主地安排本州的基本建设项目和管理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充分利用本州的资源优势，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强横向经济、技术联系，大力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加速发展地方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乡镇企业，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治州的国民经济持续、
稳步地发展。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继续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农民和经济联合体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依法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
自治州内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自留山、责任山和其它土地属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承包地、自留地非经国家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农业的领导，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因地制宜地发展水果、甘蔗、烟草、茶叶、油菜、巴蕉芋等多种经营。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严格控制木材采伐量，搞好封山育林和护林防火工作；严禁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保护珍稀动植物，恢复和保持生态平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的合法权益。农民对自留山的林木有经营、继承和转让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农民以户养和联户养等多种形式发展养猪、养牛和其它养殖业，加快草山、草场建设，建立和完善畜禽品种改良、防疫、饲料体系；搞好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服务工作，不断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积极发展水利和电力建设，加强对水利、电力设施的管理、养护和综合使用，逐步实行有偿供水，提高灌溉效益；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集体和个人集资发展农村小水电；有计划地帮助缺水地区解决饮水问题。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水土保持工作，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因生产建设等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的，必须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综合治理的办法，从资金、物资供应、技术和信息服务等方面配套扶持贫困山区，鼓励当地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从本州的水力、矿产和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出发，以中、小型为主，加速发展电力、煤炭、冶金、建材、化工、食品、造纸、卷烟等工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和维护企业的自主权，帮助企业搞好改革和挖潜改造，引进竞争机制，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统一规划，对本州有能力开发的矿山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保护矿山资源，保障国营矿山企业的巩固和发展。
自治州的国营、集体和个人采矿都要在批准的范围和地段开采，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乡镇企业的领导，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从设备、资金上给予扶持；从信贷、原材料供应上给予照顾；从技术、流通、储运、信息等方面提供服务，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财产，不得乱摊派财物，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利用本州的资源优势，实行优惠政策，积极开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技术联合，鼓励国内、国外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来本州合资或者独资开办企业，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速边远山区的乡村公路建设，积极开发南、北盘江等水路运输；努力发展邮电通讯事业，逐步建成城镇邮电通讯现代化和普及农村邮电通讯网。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积极参加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国营、集体商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合法权益。凡经营商业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市场管理，照章纳税。
自治州的商业、供销和医药等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规定的照顾。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自主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积极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在外汇留成、使用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条件具备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开辟对外贸易口岸。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城乡建设的规划和管理，逐步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城镇和乡村。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保护，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隶属本州的企业、事业。自治州所属企业，非经自治州自治机关的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自主管理本州的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属于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收入的超收及支出的结余资金都由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
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本州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并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财政在贵州省财政机关合理核定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的基础上，支大于收时，享受上级财政的定额补助，收大于支时，按一定几年不变的定额上缴上级财政。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上级国家机关在政策性方面的改变或者其他原因使自治州预算收支出现较大缺口时，报请贵州省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第三十九条 上级国家机关在包干基数之外给予自治州的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专项补助费，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效益，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预算收入。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在合理核定财政包干基数的基础上，对所辖县、市财政支大于收的，享受州财政的定额补助，收大于支的，按一定几年不变的定额上缴州财政。
自治州各县、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乡（镇）一级财政。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用于发展教育经费增长的比例，应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对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金融工作。在国家金融部门的指导下，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发展和搞活地方金融组织，办好信用社，开拓资金市场，为有效地聚财、用财创造条件。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和审计监督，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违法乱纪、渎职失职造成重大损失者，应追究责任。
自治州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五章 教育事业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州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经济、文化的特点，着重普及初等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逐步发展学前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努力扫除文盲。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集体、个人和社会团体集资或者捐资办学。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积极办好民族学校，在本州大、中专学校和普通中学中，可增设民族班或者民族预科班，为边远、贫困、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制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自治州的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时，除享受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招生录取标准的照顾外，适当放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女学生的录取标准和入学条件。
自治州内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学，可以用汉语文和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逐步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办好师范教育，有计划地培养、提高师资素质，壮大、稳定师资队伍。采取定地点、定名额，择优招收边远地区的学生和民办教师进入州内各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地任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全社会树立和提倡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事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办法，以中等教育为主，中等初等相结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民族的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城乡劳动者。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调动企业、事业单位办职业技术学校的积极性，并鼓励和支持集体、个人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班。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学校的校园、校舍和其他校产，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侵占和破坏。

第六章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制定本州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研究机构，充实科研人员和设备，加强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发明创造、科学研究和推广科学研究成果有显著效益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制定本州文化建设事业的规划，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基层文化馆（站）的建设，恢复和发展健康的民族传统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搜集、整理、研究和编纂工作。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文化遗产。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开发旅游资源，积极发展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旅游事业。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制定本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传统医药。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逐步完善城乡医疗保健网，努力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加强地方病的防治和妇幼保健工作，普及卫生知识和新法接生。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允许经卫生部门考核合格的个体医生依法行医。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执行有关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和法规的规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严禁虐待老人、妇女、遗弃女婴和拐卖妇女、儿童。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体育事业，积极开展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在体育运动方面创造优异成绩的学生，在本州学校升学时，给予适当照顾。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民族政策和法制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推广布依文和苗文。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帮助聚居在本州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可以依法采取适合本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帮助州内散居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州内各民族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六十条 每年五月一日为自治州建州纪念日。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经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例的修改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相应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实施办法。



1988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