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2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违反税收法规，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除按照税收法规补税并且可以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纳税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采用欺骗、隐瞒等手段，少缴或者不缴应纳税款，逃避履行纳税义务，情节严重的，以偷税罪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偷税通常采用的手段有：伪造、涂改、隐匿、销毁帐册、票据、凭证；转移资金、财产、帐户；不报或者谎报应税项目、数量、所得额、收入额；虚增成本、多报费用、减少利润；虚构事实骗取减税、免税等。
二、纳税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采取公开对抗或者其他手段，抗拒履行纳税义务，情节严重的，以抗税罪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抗税通常采用的手段有：拒绝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缴纳税款、滞纳金；以各种借口拖延不缴或者抵制缴纳税款；拒绝按照法定手续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冲击、打砸税务机关，殴打、污辱税务人员（包括税务助征员、代征员）等。
三、负有代征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代征人），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扣缴义务人），有上述第一、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以偷税罪、抗税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偷税罪、抗税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偷税、抗税单位中对该罪负有直接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参与人员，以及偷税、抗税的个人。
五、各类企业、事业和社会团体等纳税单位以及负有代征、扣缴义务的单位，偷税数额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属于偷税情节严重：
（一）偷税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达到该单位同期应纳该税种税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的；
（二）偷税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且达到该单位同期应纳该税种税款总额的百分之三十的；
（三）偷税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且达到该单位同期应纳该税种税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的；
（四）偷税十万元以上不满三十万元，且达到该单位同期应纳该税种税款总额的百分之十的；
（五）偷税总额达三十万元以上的。
对个体工商户、个人承包户、租赁经营户、个人合伙或者其他纳税个人以及负有代征、扣缴义务的个人，认定偷税情节严重的数额起点为二千至五千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情况，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制定本地区的执行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六、偷税数额虽未达到但接近前条所定数额标准，并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也属于偷税情节严重：
（一）偷税三次以上经教育不改的；
（二）为逃避追查而有意毁坏、伪造计税凭证或者其他纳税资料的；
（三）阻碍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
（四）向税务人员行贿的；
（五）其他偷税情节严重的。
七、抗税数额达到第五条所定数额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抗税情节严重。
八、抗税数额虽未达到前条所定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也属于抗税情节严重：
（一）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抗税的；
（二）抗缴税款、滞纳金三次以上的；
（三）抗拒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
（四）以各种借口拖延不缴或者抵制缴纳税款，时间超过六个月的；
（五）冲击、打砸税务机关，污辱、殴打、报复税务人员或者采取其他恶劣手段妨碍税务机关工作秩序的；
（六）其他抗税情节严重的。
九、同一纳税人同时偷、抗二种以上税的，只要其中一种达到上列构成犯罪标准的，所偷、抗其他税种的数额应当一并计入偷税、抗税的总额。
十、与纳税人、代征人、扣缴义务人勾结，为偷税犯罪提供帐号、发票、证明，或者以其他手段共同实施偷税罪的，以偷税共犯论处。
唆使、煽动纳税人、代征人、扣缴义务人抗税，或者以其他手段共同实施抗税罪的，以抗税共犯论处。
税务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十一、对同一税款，既犯偷税罪，又犯抗税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因暴力抗税实施伤害、杀人行为的，按伤害罪、杀人罪定罪处罚，或者根据案情实行数罪并罚。
十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偷税、抗税案件中，如果发现纳税人登记的经济性质（包括所有制性质和分配形式）与实际不符的，应当根据查明的情况，按其实际的经济性质依法处理。
十三、以营利为目的，倒卖发票，情节严重的，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十四、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后处理的偷税、抗税刑事案件，适用本解释。


“积极诱导规则”——从Grosker案看P2P侵权的新标准

马宁 杨辉


2005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争论已久的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 做出了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两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应该为他们的P2P软件承担协助侵权 责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并确立了判断版权侵权的新标准——积极诱导标准（active inducement test）。该判决是自1984年索尼案以来影响面最广、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判决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索尼案做出了澄清，从而纠正了下级法院对索尼案不恰当的理解。鉴于目前P2P软件在我国也被广泛使用，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相信本案判决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P2P软件制造商、销售商的责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案件背景及一二审判决
（一）地区法院判决
2002年，以影视、唱片公司为代表的原告，声称通过被告提供的P2P共享软件交换的文件绝大多数（90％左右）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并且其中的70％是为原告拥有版权的。本案中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能否援引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索尼案中确立的通用物原则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根据该规则，销售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的产品无须承担次级侵权责任。
初审法院裁定被告Grokster和StreamCast无须为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次级侵权责任，因为被告并不实际知悉其软件最终用户在版权文件交换过程中的具体侵权行为或涉及的材料，并且被告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来监督其软件最终用户的行为。
（二）上诉法院的判决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的软件具有并且实际被用作非侵权用途，包括经版权所有人允许通过该软件交换其材料或文件、交换不受版权保护的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等。因此，根据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判决，被告可以援引通用物规则进行抗辩，除非在侵权发生时，发现被告合理地知悉（“reasonabl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fringement”）具体的侵权行为。
但是原告并没有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合理地知悉” 具体的侵权行为。因为被告的网络是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而不像先前案件中的Napster的网络是集中式的（centralized system）。被告的系统中没有存放侵权文件，也没有侵权文件的目录。而且被告也没有为其用户进行侵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是用户自己查找、检索、存储侵权文件，被告除了提供P2P软件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地涉入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
法院还裁定，虽然被告未对其软件做进一步的修改以过滤具体的侵权文件，也没有通过身份认证和密码这样的系统来监督用户对其系统的使用，但并不能由此而使被告承担协助侵权的责任。
二． 最高法院的判决
（一）对索尼案规则的澄清
在索尼案中，版权人声称索尼公司——录像机的生产商应该为录像机的所有人对受版权保护的节目录像而承担协助侵权责任。证据显示录像机的最主要用途是“时间转换”（time-shifting），即为了在后来更方便的时间观看节目而进行录制。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非侵权的用途。而且，没有证据显示索尼公司有意违反版权法而推出录制这项功能，或采取积极行动通过非法录制来增加其利润, 法院并没有发现索尼公司有故意诱导的主观意图。具有实质性（substantial）非侵权用途的产品销售者不能仅仅因为其销售了该产品而承担次级侵权责任。该推论借助了专利法中传统的通用物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被告如果销售可用于侵犯专利权的部件，当该部件可以实质性地用于非侵权目的时，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在本案中，版权所有人请求最高法院对其这一观点重新考虑，但最高法院拒绝了该项请求。相反，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该观点，强调“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不足以使销售者承担责任。”
此外，最高法院也明确拒绝了版权所有人对“侵权用途”和“非侵权用途”两者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以明确可能发生责任的临界点的请求。
（二）最高法院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
通过版权保护来鼓励创造，还是通过限制侵权责任来促进技术创新是本案争议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来平衡版权保护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正如法院在索尼案中借用了专利法中的通用物规则一样，本案法院也从专利法中寻求积极诱导标准的依据。根据普通法，版权侵权案或专利侵权案中的被告如果“不仅仅是预料到，而且还通过广告诱导产品的侵权使用” ，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先前案件中确立的有关诱导侵权的规则至今仍然适用。
根据卷宗材料，被告的不法意图是很明显的。“诱导”的典型例子是通过广告或散布消息来诱导他人实施违法行为。原告主张本案中确实存在这种信息。法院认为，能显著地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恶意的证据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庭前披露程序中，法院发现被告意识到了用户利用他们的软件最主要的用途是下载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虽然这种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网络特性无法揭示被下载的文件有哪些、是在何时被下载的。但是被告的用户有时通过E-mail向被告询问如何搜集特定的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而被告也给予了指导性的回答，这就说明被告确实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消极地接收到有关侵权的信息。卷宗（诉讼记录）中大量证据表明，当被告宣传他们的免费软件时，都清楚地声称可以供用户下载版权文件，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用户的侵权行为。大名鼎鼎的文件共享服务商Napster因为侵权提供便利而被版权人起诉后，两被告都将自己的软件宣传定位于替代Napster的版本。其次，两被告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来遏制用户对其软件的侵权使用。虽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被告的这种“不作为”视为不相关的因素（因为被告缺乏独立的责任来监督其用户的活动）但这种证据强化了被告为其用户的侵权提供便利的主观意图。最后，两被告通过出售广告空间进行牟利，然后将广告发送到使用其软件的计算机屏幕上。他们的软件被使用的越多，发送的广告就越多，广告收入也越丰厚。因此，被告在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客户对其软件大规模的使用，而卷宗显示这种使用是侵权的。虽然该证据本身不会得出被告具有非法意图的结论，但从整个卷宗来看，其诱导侵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最高法院最后总结：“如果通过对被告明确的意思表示及其采取的积极行动的考察发现其有鼓励侵权的意图，那么被告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进对其产品的使用来侵犯版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应该为第三人使用其产品而导致的侵权活动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
（三）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条件
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需要证明被告有积极促使第三人侵权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可以从被告采取的积极措施（比如通过广告对产品的侵权用途做宣传或指导他人如何实施侵权行为）来加以考察。其次，被告制造、销售了具有侵权用途的产品。最后，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实施了侵权行为。本案中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被告软件的最终用户进行了大规模交换版权文件的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销售商不会因为“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 （这也是索尼案中确定的规则）或者因为从属于销售的“一般行为”（比如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或产品更新）而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还强调，“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其协助侵权的成立。” 但是，“如果发现被告有鼓励侵权的意图，……就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为达到此目的，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有旨在诱导侵权的“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语和行为”。
基于这些适用和举证条件，最高法院认为，“’诱导规则’是对‘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论和行为施以侵权责任’”。诱导标准的提出以及索尼案中通用物规则的再次确认，“不会阻碍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具有正当目的的技术创新。”
（四）最高法院拒绝采纳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合理知悉具体侵权”的标准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将索尼案中的规则理解为“要求在侵权活动发生时，被告合理地知悉具体的侵权行为”是不恰当的。最高法院解释到，虽然索尼案要求从销售产品的特征或用途来考察“不道德的主观意图”（culpable intent）并将其作为法律问题来看待，但是并没有要求法院可以忽略能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如果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法院不仅仅应当从客观情况来推断主观意图的存在，如果存在能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更要重视，否则就是“舍近求远”。如果证据是能够证明被告有意促进侵权行为发生的陈述和行为的（这些证据是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那么被告就不能根据索尼案的通用物规则来免除责任。上诉法院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初审过程中提交的，能证明被告有意诱导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侵犯版权行为并从中获利的直接证据。鉴于此，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要求做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
三． 判决带来的影响及有关评论
此案判决对于影音公司而言可谓是标志性的胜利。经过数年的诉讼，影视唱片界终于赢得了他们可以用来打击像Grokste、StreamCast's Morpheus这样的网络服务商的判决。Mitch Bainwol，RIA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评论到，“本案判决是协会与网络侵权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合法的网络在线市场终于可以腾飞了（has a real shot to take off）。 ”
一些版权专家对该判决给予了高度评价。Marshall, Gerstein & Borun.的合伙人Michael Graham评论到：“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意义做了澄清，并维持了该判决。本判决表明，索尼案树立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用来作挡箭牌的抗辩” 。
然而，一些观察家对该判决却持保留意见。Joe Norvell, Brinks Hofer Gilson & Lione 的版权部门负责人认为：“技术提供商将来需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承担协助侵权尚不明确”。Norvel特别关注法院采纳的第二个标准。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表明，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系统（mechanisms）来遏制使用他们的软件而引起的侵权活动。Norvell认为，这项标准可能给技术公司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可能会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不是自己的作为惹火上身，“按照该案的解释，问题会变为：‘技术公司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侵权了吗？’”
卡多佐法学院的副教授Justin Hughes认为，“投资者在对新技术投资前，总是要搞清楚可行的商业模式。如果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依赖明显的、广泛的侵权活动，投资者就会将钱投向别处。”
笔者认为，对该判决应该全面、客观地审视。一方面，该判决是针对个案作出的，究其实质是发现被告在主观上确实有鼓励他人侵权的恶意，由此才导致其承担协助侵权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被告在主观上存有恶意，则被告仍可享受索尼案通用物规则的“庇护”。“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协助侵权的成立。”这就使得新技术的开发者和推广者不至于背上太重的积极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没有应原告的请求对产品“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从而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留下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最高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P2P软件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形态 ，因此不宜过早地总结出僵化的判定侵权的方法。
四． 案件外的思考
同先前的案例一样，该案的矛盾核心仍然在于影音产业代表与技术开发商对版权作品的经济利益的争夺。现实的情况是，P2P软件的传播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网络的无国界性增加了诉讼的复杂性，因此，影音产业界不可能仅依靠一纸胜诉判决就封杀所有的P2P软件，“杀一”并不能“儆百”。在未对P2P软件找到有效的技术控制方式之前，争论（不论是在法庭、国会还是国际上）是不会休止的。最终的解决之道仍然是找到适当的商业模式并通过产业间的合作来达到共赢，利用而不是封杀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毕竟，诉讼只是达到商业目的的手段之一。
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