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农办科﹝2013﹞36号



自2012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以来，各地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进行了有效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放在三农工作突出位置加以落实。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是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已进入总量过剩与结构性、区域性短缺并存新阶段，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显普遍。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力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完善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强调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关键在于激发农民自身活力。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农民逐渐淡出身份属性，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同步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各级农业部门要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重要职责，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将其放在三农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需求导向、综合配套”的原则，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推动落实，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壮大新型生产经营主体。

（二）准确把握新型职业农民主要类型及内涵特征。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趋势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中较为稳定地从事农业劳动作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是指在社会化服务组织中或个体直接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主要是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农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

（三）进一步明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关系三农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结合实际做好顶层设计，并大胆试验，积极探索路径和方法。试点工作主要包括三项基本任务。一是探索构建一套制度体系，包括教育培训制度、认定管理制度和扶持政策体系。通过试点，提出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力争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在政策上取得突破。二是培养认定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以“让更多的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为目标，以“生产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供给社会”为方向，针对重点对象开展系统教育培训，结合认定和扶持，加快培养一批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各试点县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以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确保试点期间每县培养认定500-1000名。三是建立一套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新型职业农民信息管理系统，是实施动态管理、开展经常性培训、提供生产经营服务、落实扶持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各试点县要结合实际，具体提出信息采集类别，并据此建立健全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档案。

二、积极探索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

（四）建立农民教育培训制度。各试点县要深入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全面掌握当地农业劳动力状况，以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作为重点对象，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特点及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要坚持生产经营型分产业、专业技能型按工种、社会服务型按岗位开展农业系统培训或实施农科职业教育，不能代之以一般的普及性培训或简单的“一事一训”。要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务农农民的学习规律，采取“就地就近”和“农学结合”等灵活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要围绕增强教育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方法，改进考核评价办法。要建立经常性培训制度，各地要着眼帮助新型职业农民适应农业产业政策调整、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市场变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明确经常性培训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培训机构、经费投入和保障措施，建立与干部继续教育、工人岗位培训相类似的新型职业农民全员经常性培训制度。

（五）积极探索农业后继者培养途径。在做好对现有务农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基础上，各地还要以保证农业后继有人为目标，开展农业后继者培养，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吸引农业院校特别是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回乡务农创业，支持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招录农村有志青年特别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的“农二代”，培养爱农、懂农、务农的农业后继者。各试点县要把回乡务农创业的大学生、青壮年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作为当前农业后继者培养重点，纳入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计划。

（六）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各地要切实加强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专业化、标准化水平。要统筹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加快构建和完善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学、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广泛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的教育培训需求。

三、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管理

（七）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必要性的认识。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工作，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有利于统筹培养和稳定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落实支持扶持政策；有利于实施动态管理，开展经常性培训和跟踪服务，帮助其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引导其更好地履行责任义务。各试点县要以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研究制定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开展认定管理和信息档案建立工作。

（八）明确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的基本原则。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政府主导原则。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发布认定管理办法，明确认定管理的职能部门。二是农民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制和限制符合条件的农民参加认定，主要通过政策和宣传引导，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三是动态管理原则。要建立新型职业农民退出机制，对已不再符合条件的，应按规定及程序予以退出，并不再享受相关扶持政策。四是与扶持政策挂钩原则。现有或即将出台的扶持政策必须向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并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针对性。

　 （九）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主要内容。认定管理办法中应明确认定条件、认定标准、认定程序、认定主体、承办机构、相关责任，建立动态管理机制。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是认定管理的重点，主要依据“五个基本特征”，充分考虑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不同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分产业确定认定条件和标准。重点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以农业为职业，主要从职业道德、农业劳动时间和主要收入来源等方面考虑；二是教育培训情况，根据我国国情农情和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应考虑把接受过农业系统培训、农业职业技能鉴定或中等及以上农科教育作为基本认定条件；三是生产经营规模，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且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确定生产经营规模，并与当地扶持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确定的生产经营规模相衔接。

四、制定和落实新型职业农民扶持政策

（十）加强扶持政策研究。主要研究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土地流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要将现有的特别是新增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形成清晰完整的扶持政策体系，涉及宏观或需要更高层次出台的扶持政策，应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十一）落实扶持政策。各试点县要将扶持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特别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社会化服务人员、农村实用人才的政策措施，细化落实到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使种粮务农不吃亏、得实惠。要通过设立教育培训专项或争取农科职业教育资助政策等，落实教育培训经费，试点县阳光工程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主要转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五、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各项工作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各试点县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目标、任务、阶段进展、政策措施和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和整体规划。建立有农业、财政、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金融、保险等部门参加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试点工作季度调度制度，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统筹协调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要细化试点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并争取纳入相关职能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进行考核。

（十三）加快试点进度。要加快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尽快选定一批教育培训对象，结合阳光工程等培训项目开展农业系统培训。按照认定标准，加快认定新型职业农民，落实相应的扶持政策，逐步发展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效。

（十四）加强总结宣传。要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好的典型，营造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良好环境，加快形成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各具特色、稳步推进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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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24日


附件：
农办科〔2013〕36号.ceb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1306/P020130605587111848510.ceb
交强险周岁：向左走，向右走？

文/梁桥


交强险运行近一年来，有关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争论还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尽管监管机关以及各家保险公司已尽全力向社会公众作出了各种解释和宣传，但事实上真理不但没有愈辩愈明，反而使得辩解有欲盖弥彰之嫌。究其原因，也许社会公众的情绪更容易被媒体的炒作和部分人士的鼓吹所感染，诸如交强险“暴利说”、“霸王说”等问题更容易吸引眼球。
在争论之余，冷静地思考交强险制度的运行，不难发现其存在着某些制度性的缺陷，这是导致交强险争论喋喋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交强险究竟存在哪些不足？运行一周年之后，交强险的走向又该如何呢？
交强险制度存在的不足
 对财产损失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由此导致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应采取交叉理赔制度，即一方事故车辆的损失要通过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如果两辆车不在同一家公司投保，则双方车主需往返两家公司之间。这会使车主在理赔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各方面的成本。
 实行分项赔偿责任限额
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因此实务中，交强险仅有的6万元责任限额也被分为50000元、8000元、2000元，以及被保险人无责任时的10000元、1600元和400元。
应该说，采取分项限额的做法，能够起到降低交强险的赔付的效果，这对刚刚起步的交强险制度的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交强险制度一方面宣称在责任限额内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另一方面却又实行了以事故责任为基础，以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为项目的分项责任限额，在逻辑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错误。
此外，《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规定分项责任限额，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突破性地规定了交强险的分项限额制度，明显地违反了上位法。
 缺乏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
交强险“暴利说”并非空穴来风。一些人士根据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推算交强险赔款金额，再根据我国机动车数量推算交强险保费，由此估算出交强险存在“暴利”。也有些媒体披露了区域保险市场交强险赔款占交强险保费的比例大概在10-20%之间，认为交强险存在“暴利”。
但与之不同的意见是，保险业内人士、保险教授指出交强险“暴利说”缺乏根据，有人还从精算学的角度分析交强险的综合赔付率的平均值应该为83.2%，即交强险业务略有盈余。
交强险究竟存在“暴利”，还是“微利”？一切似乎只有等待监管机关对交强险一个完整数据年度的审计之后才能得到答案。然而，争论本身促使我们思考，交强险在运行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众参与以及持续的信息披露机制。毫无疑问，充分披露交强险的经营状况，可以大大缓释人们的猜疑。
交强险的制度价值及未来走向
交强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其人道主义立场和保护交通事故弱势参与者利益的制度价值不容怀疑。事实也证明，交强险一年来的运行实践也基本实现了这一目的。
但既要实现交强险的社会价值，又要平衡保险公司、被保险人、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交强险未来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扬长避短而又不致矫枉过正，也许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话题。
笔者认为，监管机关、行业协会、各保险公司以及广大的社会公众，应积极呼吁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取消机动车之间财产损失的无过错赔偿原则，以此降低交强险理赔的成本；取消交强险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更大程度上保护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建立持续的信息披露机制，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唯有如此，才能使交强险的制度更加成熟，其运行也更趋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