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价值惹的祸

储涛


　　1999年4月，栗某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88鸿利终身保险，合同规定年交保险费1080元，交费期为20年，保险金额为20000元，现已交纳4年，共计人民币4320元。后因经济状况，栗某决定解除合同退还全额保费4320元，并支付滞纳金，但保险公司却答复按88鸿利终身保险现金价值表的标准退还保费仅2600元，双方成讼。双方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关于88鸿利终身人寿保险现金价值表（以下简称“现金价值表”），虽然双方均提供了该证据，但原告认为此现金价值表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且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原告已经缴纳了四年的保险费，按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在合同解除时被告应当退还原告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且不应扣除手续费；被告在保险单中明确提示：“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的约定书共同构成”，显然该合同内容并包含现金价值表，且合同并没有明确现金价值表就是合同解除时确定现金价值的方式，应视为在保险合同中对现金价值表的计算标准没有约定，原被告对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理解发生歧义，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做出对投保人即本案原告有利的解释。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全额退还保险费的请求。

【法理评析】

　　本案涉及到保险单现金价值、保险合同争议解释原则等法律适用问题。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又称“解约退还金”或“退保价值”，是指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寿险）单所具有的价值。人寿保险的保险单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人寿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即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仅仅是购买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承担赔偿的责任，同时在缴足所有保险费后，保险公司还应返还相应的现金值。也就是说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仅仅是购买平安，还有部分是“储蓄”。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简单方式是：保单现金价值=投保人已经缴纳的保险费—保险公司管理费用开支在该保单上分摊的金额—该保险单向保险代理人支付的佣金—保险公司已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生育保险费所产生的利润等。一般来说，在投保的前一两年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几乎是零，随着缴费的持续，现金价值越来越多，但保险单现金价值少于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本案正是因为保险合同对保险单现金价值的确定方式约定有瑕疵才引发了诉讼。
　　不利解释原则，又称反立约人原则，是在保险合同中特有的原则，根据《保险法》第31条规定，是指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法之所以规定不利解释原则，是因为保险条款有保险公司单方制定，是格式条款，其在制定时充分考虑自己的利而不能保证公平公证，故在保险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做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以平衡保险合同各方的利益。很明显，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合同对某事项约定的有歧义，而不是合同没有约定。如果合同对某事项没有约定，则不应适用该原则。就本案而言，由于现金价值表没有被认定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导致双方对现金价值如何确定没有约定。根据《合同法》第61规定，如果合同对某事项没有约定，双方应当重新协商，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交易习惯确定。显然，法院以不利解释原则而确定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就是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是不合理的。
　　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终止时，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保险合同一经履行，就保险人而言，要支出代理人佣金、为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保单管理费等。故在保险合同解除时，保险人不能全额退还保险费，否则有失公平。
　　保险公司之所以没有拿出保单现金价值表的计算依据，是因为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计算是通过精算师精算的来的，而整个精算过程涉及到保险公司成本的控制等商业秘密，一旦公开势必对保险公司的营运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案例反思】

　　虽然法院判决值得商榷，但是有些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作为保险公司，应当反思自己制定保险条款的漏洞。首先，没有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现金价值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而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又不会在保单现金价值表中签字，一旦发生争议想把现金价值表争议处理依据，就显得非常牵强。其次，虽然保险合同约定合同解除时缴纳保费超过两年的退还保单现金价值，但没有明确保单现金值按照现金价值表列明的方式确定，这样即便是有现金价值表，但由于没有明确其作用，也导致其操作性大大下降。为避免类似争议再发生，应当在保险合同中明确：○1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或为合同的附件；○2合同解除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按照保单现金价值表列明的方式确定；○3在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中明确保险单现金价值的计算公式，让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知道在将来解除保险合同时退还的现金值。
　　如何保证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合理性也值得我们思考。诚如原告所述，保险人没有举证证明现金价值表的确定依据以及合理性，现金价值表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保险单现价值表的计算过程非常复杂且涉及到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保险人不可能为了个案而公开。但是，既然现金价值表是合同解除时保险单现金值的确定依据，它必然关系着保险合同解除时双方“返还”财产是否公平合理。既然投保人不能参与现金价值表的确定，就应当有独立的第三方来审核现金价值表的合理性、公平性，以保证在保险合同解除时，对当事人双方都公平合理。但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来看，只有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才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并没有规定人寿保险的保险单现金价值表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这使保险人在制定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时变得随意，不排除其为了商业利益而减少现金价值表中的金额，从而使现金价值表丧失公平。故，新《保险法》修订时，应当将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表列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查的范围，以保证现金价值表的公平性。


作者：储涛 单位：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论过错推定
——《民法通则》126条之理解

作者：周倍良


摘要：过错推定理论的产生以及相关评述。转而研究我国《民法通则》中过错推定的适用。最后分析过错推定适用的构成要件以及证明责任上的应用。
关键词：过错推定、归责原则、证明责任
过错推定又谓过失推定，是指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基于某种客观事实或条件而推定行为人具有过失，从而减轻或者免除受害人对过失的证明责任，并由被推定者负担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的规则。正如学者所言，从本源上来说，“推定”是诉讼法上的证据法则，而非固有的实体法原理。
一般认为，过错推定理论是由17世纪法国的让•多马创立的。但在19世纪上半期及以前的资本主义时代，过错推定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侵权法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是过错责任。因为在资本主义急骤上升的这一段时期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极盛，贯穿在过错责任原则中的主导思想是限制加害人的责任以鼓励人们的进取心，显然“保护被害人，限制加害人”的过错推定及其强行规责主义同这一时期法律秩序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但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经济活动剧增，工业灾难等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过错推定原则才逐渐转为兴奋状态。随着企业责任的普遍发生和许多侵权行为的发生，欧洲学者们又提出了“利益说”、“支配说”、“危险说”、“严格责任”等原则，进一步加重加害人的责任而保护受害人利益，从而确立起无过错责任原则。
从过错推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适用过错推定是现代工业社会各种事故与意外事故日俱增的情势下法律所采取的对策。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事故和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单纯的过错原则已经不能适用社会的发展，要求受害人对一切加害人的过错进行“过错上”的举证，往往很难。例如在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制定的民法典中将过错责任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唯一原则，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出现后，许多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于是，过错推定原则出现了。就本人的理解来看，过错推定是工业革命时代，当受害人特别是大量平民遭受侵害的事故频繁出现后，对于法律救助上缺陷——而在程序法上产生的一项补救措施。它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根据一般合理人的生活经验而推导出来的一个程序规则。如“一桶面粉从商店窗户里面飞出来，里面的人不可能没有过失……”(1)如果要说它与过错责任的不同，或者说是它比过错责任的进步在于那里的话，我的回答是举证责任方面，别无他径，仅此而已。过错推定就把证据法上的规则——举证责任的倒置——引入民事责任领域，让加害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达到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它与过错责任的“限制加害人的责任，保障其行为自由”思想是有区别的，但区别也仅在于证明责任。
鉴于在过错推定之后，无过错责任的崛起，我们的观点是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间的一个过渡，是侵权法归责原则上的一个小小插曲。它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它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衍生品。正如英美学者批评的那样，“尽管过错并不是一种完好的解释，然而人人都求助于过错的字眼。法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仍然保留着这种过错理论的含糊性”。(2)但是不容否认，过错推定在侵权法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为社会带来了公平，给更多的人们带来了幸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文明，促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3)
一、在《民法通则》中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侵权法归责原则体系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二款）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款）的二元主义。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还应根据第一百三十二条而加上公平原则。这种观点没有正确理解立法精神和我国的法制实际，公平原则为《民法通则》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一百三十二条公只不过是贯彻其精神的体现而已。并且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国家在制定法律时，经常会将一些政策性原则加之于法律，一百三十二条是为例子。总之，公平原则貌似公平，实为平均主义，根本不能和前两项原则并列而成为一项归责原则。
具体到我国《民法通则》中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分为117条至120条四种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即过错责任原则；121条至127条七种特殊侵权责任。分别为他人、物致人损害责任和危险责任。在这里，我们想特别对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条进行分析。现在学者普遍认为一百二十六条建筑物等致人损害为过错推定，并且为《民法通则》中唯一的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法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倒塌、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损害事故发生后，法律直接规定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主观上有过错，并责令其承担民事责任。相比于过错责任，受害人要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的规定而言，法律在此将证明责任倒置，该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只有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才能免责。若其不能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而受害人则无需承担艰难的举证责任，从而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从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我们可以看到加害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免责，这说明一百二十六条是属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即没有过错便不负责，否则便有责任。
对于一百二十五条，有的学者认为其也采取推定过错的方式，受害人无须证明施工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只须证明施工人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并造成损害即可。当然，这里的推定过错具有其特殊性，施工人不能以证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而主张免责，而只能以其设置了明显标志或采取了安全措施作为抗辩事由。(4)对此，笔者不予赞同。法条规定，在公共场所、 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这一条规定，笔者认为应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我们的理由是：其一，民法通则第125条应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所指的“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情形之一；其二，与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不同，第125条并未规定“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质言之，加害人不得主张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因而不属于过错推定。基于这些认识，我们认为，受害人无需对加害人之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加害人也不得以自己没有过错而请求免责。认为其应属于过错推定的观点的错误在于把施工人是否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与是否有过错完全等同。我们认为两者是应该区别开来的。申言之，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并不等同于过错。
二、构成要件
正如前面所说过错推定相对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仍属适用过错原则的范畴，那么其构成要件仍然是四个：其一是加害行为，即加害人是该建筑物所有人或有管理义务即规定由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建筑物致损的民事责任。并且该建筑物或其他设施发生倒塌、脱落、坠落的事实，二者须同时具备方构成侵权，其二加害人的过错，建筑物等倒塌或发生其他意外情况致人损害，加害人通常具有未尽管理人应尽到的注意义务等过失，而这些过错由法律推定为加害人存在过错，其三损害后果，其四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还有一个“但书”，即“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换言之即便是具备了加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要加害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能免除责任。故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事故中，仅仅具备上述四个要件时，还不能认定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只有在其不能证明损害事故的发生不是由其过错所造成的时，才能根据法律规定推定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
三、证明责任的分配
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在诉讼上的不同就在于法律对加害人和受害人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了与一般侵权诉讼不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四项明文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勤务员、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我们都知道，在证明责任中，谁承担主张的举证责任的话，谁就将承担举证不能时败诉的风险。我国法律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将原本属于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加害人，而要求其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这一规定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明责任倒置。我们可以看到法律通过这一规定，实质上将主要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加害人，其目的在于扩大对受害人的保护范围，而实现社会的正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事故中加害人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无须承担任何证明责任了。就整个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来看，举证责任并没有完全倒置，倒置的仅仅是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证明其“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实要件仍应由受害人举证和证明，而这些举证责任是不能倒置。
我们认为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中受害人承担如下证明责任：
（一） 被告是适格的责任当事人，即被告是被控造成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
（二） 存在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勤务员、坠落之事实；
（三） 原告受有损害的事实，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之事实依据，这是诉讼请求得以支持之依据和标准。
（四） 建筑物或者其搁置物、悬挂物倒塌、脱落、坠落事件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中，受害人和加害人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表述为：受害人只须承担上述四项条件的举证责任，而加害人则承担其“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若受害人不能证明以上事实，同样也不能宣告加害人责任的成立。故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中要根据归责原则，要求双方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分别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就要承担因举证不能而导致败诉或不利的诉讼结果。当然，在这类案件中，受害人一方的证明责任一般因为比较简单而容易得到证明，而加害人的“没有过失”的证明则往往难以证明。
四、过错推定的限制
我们都清楚，过失推定原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事故和意外伤害频繁发生，过错责任失效的情况下，法院出于保护受害人，加重加害人责任这样一个目的而创制出来的。任何法律的创制和适用都离不开与其像适应的具体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同样坚持这样一个道理。过错推定对于处于弱势、需要救助的受害人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草。但正所谓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过错推定原则的过分使用，无疑会不当地打击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而不利于社会经济财富的创造，甚至是造成社会的不公正。(5)对此，笔者的意见是效仿英国司法机关的做法，将适用过错推定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6)具体到我国目前司法实际情况，我们赞成通过法律明文规定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具体情形（如126条）。而不宜将这一权利交由法官自由裁量。至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作出新的修改时，可以通过将制定的《民法典》或者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规定。


(1).Byrne v Boadle 2 H&C.722,159Eng.Rep.229(Ex.1863)（SATL，335）
(2).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外国民法论文选》，第299页。
(3).此处的文明、进步专指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关注和倾斜。
(4).张东梅主编：《民法通则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1年版，671页。
(5).《是过失推定还是株连》，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3115

(6).根据英国判例法，事实自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 按照事务常规，若无过失存在，原告人所受的损害便不会发生；2 业经证实的事实必须指向被告人的过失；3 在运用事实自证之前，法院根据已有事实尚不能决定过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