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财政监督检查办法

政府令第213号




　　 《南京市财政监督检查办法》已经2003年1月2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南京市财政监督检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维护财经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监督检查，是指本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依照法定职责权限，对涉及财政、财务、会计管理事项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简称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其所属的财政监督检查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财政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预算管理级次和财务隶属关系对财政、财务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按照行政区划对本级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事项实施监督检查。
　根据实际需要，上级财政部门可以将其管辖范围内的财政监督事项，授权下级财政部门实施监督；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管辖范围内的重大财政监督事项，可以直接实施监督。
　除涉及国家机密的财政监督检查事项外，财政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参与检查，并对其检查行为负责。财政部门委托检查的，应当签订财政检查委托协议书。

　第五条 财政监督检查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依法作出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


　　第二章 监督检查职权与责任

　第六条 财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查：
　（一）本级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
　（二）本级预算收入的征收和解缴；
　（三）本级国库办理本级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和预算支出资金的拨付；
　（四）财政性资金的使用；
　（五）国有资产的管理；
　（六）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执行；
　（七）财务、会计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执行；
　（八）财政、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第七条 财政部门在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反财政法规行为，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八条 财政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依法享有以下职权：
　（一）查阅、摘录、复印或者调取相关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
　（二）实地核查被监督单位的现金、有价证券、实物以及生产经营等相关情况；
　（三）就监督检查事项向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取证；
　（四）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涉嫌违法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并在7个工作日内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置意见。

　 第九条 财政监督检查人员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违反检查程序或者擅自删改检查方案；
　（二）侵犯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
　（三）故意串通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隐瞒违法违纪事实；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五）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
　（六）泄露监督检查工作秘密或者透露检举人的情况；
　（七）将在监督检查中获得的财务会计等方面的资料用于与财政工作无关的事项；
　（八）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监督检查方式与程序

　第十条 为避免重复检查，财政部门和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在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划时，应当加强相互联系与协调，并相互配合。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检查时，对其他有关监督检查部门依法作出的检查结论应当加以利用；对财政部门进行财政监督检查后依法作出的检查结论，其他监督检查部门也应当加以利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统一组织财政等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或者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监督检查部门联合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财政监督检查可以采取跟踪监督、专项检查、延伸检查、网上监控等方式。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检查应当组成不少于2人的检查组，并指定检查组组长。检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对检查工作质量和提交的检查报告负责。
　财政监督检查人员与被监督检查对象或者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四条 财政监督检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财政部门应当于检查的3个工作日前将检查通知书送达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事前送达将有碍检查正常进行的，经财政部门负责人同意，检查通知书可以在检查前适当时间下达。
　（二）检查组对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检查通知书和检查人员行政执法证。
　（三）检查工作完成后，检查组应当制作财政检查报告，并交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征求意见。
　（四）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收到财政检查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送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五）检查组组长应当于收到书面意见的第2个工作日起组织复核，并将复核意见告知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
　（六）检查组应当在检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财政检查报告、检查工作原始材料、有关证据和鉴定材料以及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对财政检查报告的书面意见等。
　（七）财政部门对财政检查报告进行审理；审理通过后，由财政部门作出检查处理决定或者提出检查意见，并送达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

　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有违反财经法纪行为的，应当按照财政监督检查的规定程序检查处理。


　　第四章 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拒绝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一）财政部门未按规定下达财政检查通知书的；
　（二）监督检查人员未出示行政执法证的；
　（三）监督检查人员超越检查职权或者检查范围的；
　（四）监督检查人员有违反检查程序、检查规定的其他行为的。

　第十七条 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不服财政检查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复议或者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财政检查处理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合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一）签收财政检查通知书、财政检查报告、财政检查处理决定书等财政监督检查文书；
　（二）有关主管人员和经办人员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回答监督检查人员提出的询问；
　（三）真实、完整、及时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
　（四）真实、完整、及时提供有关合同、协议、纪要和其他文件资料；
　（五）在规定期限内执行财政部门下达的财政检查处理决定，并按要求回复执行结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财政部门对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逾期不执行财政检查处理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视情节轻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被监督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
　（二）通知有关部门停拨、核减与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财政资金。对已经拨付的，可以责令其暂停使用或者予以收回。但中央和省下拨的专项资金、人员工资、社会保障资金和救灾款除外；
　（三）会同人事部门收回违纪会计人员所持有的最高等级的会计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
　（四）向有关部门发出其他财政监督检查建议；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前款第（四）项规定的事项，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情况书面反馈财政部门。

　第二十条 对被监督单位、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违反财政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有关财政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罚：
　（一）主动自查并及时纠正的；
　（二）经财政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能认真检查错误并及时纠正的；
　（三）款额较小，情节轻微的。

　第二十二条 对打击报复检举人或者财政监督检查人员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财政监督检查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由上级财政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因违法行使职权，造成被监督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论中国古代“情判”司法传统

张福坤


摘要：“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情判”的灵活与变通，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达到儒家倡导的和谐与无诉的理想目标。因此，“情判”在中国古代适用极为广泛，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认可，其实效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诉讼实践。文章试从“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情判”心态模式、审判依据与判决内容、“情判”司法案例与实践、现代意义五部分对这一传统加以论述，以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大致轮廓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情判；司法传统；现代意义


　　“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关于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国家的诉讼制度的同时，应该对于制度背后的观念性的文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无疑，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相契合。因此，对“情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

　　“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先秦时期，社会的形态均是家国一体或者可以说家国同构，家就是国的缩影。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法律制度中亲情伦理色彩极为浓重。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实行“任法而治”，但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中仍能够看见血缘亲情的因子。汉代秦后，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序幕。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是在立法上的“引礼入律”，和司法上的“春秋决狱”。也就是在西汉的中叶，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标志，“情判”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亦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值得提一下的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在依律断案之外，还根据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决断案件。董仲舒曾依据春秋经义作《春秋决狱》232事。“春秋决狱”的依据来自儒家经义，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儒家经义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礼治，礼治发展到汉朝，董仲舒据此提出了“三纲”思想，这“三纲”中由“父为子纲”引申出来的“孝”成为实质上的核心，而“孝”讲究的则是人伦情感，据“孝”断案实际上就是据“情”断案。历史的车轮滑到唐朝，“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情”对法律的作用得到最终承认。宋朝是中国传统“情判”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情理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除《宋史》外，尤其突出的是《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案例，均体现了法判向情判的偏转。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律基本沿袭唐律精神。

二、“情判”司法传统之心态模式

（一）“情判”的思想基础

　　“情判”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情判”的核心在于一个“情”字，即审判的判决依据来自情或情理。中国传统诉讼指导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儒家思想与情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无所不包，有人说“礼源于情感又出自理性。”《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说明了礼自情出。其次是“仁”，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在于关于“任”的学说，在孔子的“仁学”中，以仁释礼，礼以仁为指导思想，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一个兼涵恭、宽、信、敏、惠、勇、敬、忠、智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P40）孔子的“仁学”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对此“《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观念，但‘仁’字却出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是一种合乎礼仪，而发于中节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之情，“悌”是对兄弟同辈应有之情，“忠”是对长上君国应有之情，“礼”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P42)这一评述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孔子以人伦情感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
（二）“情判”的民众心态
　　人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对于人情之重要意义，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心领神会的。在古代的中国，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至成为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由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终于斯，不但己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与左邻右舍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乃至拟制的血缘关系。彼此称呼爷奶、叔伯、兄弟姐妹……都是中国人试图用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的表征。(P23)人情交往的基本准则便是“一礼还一礼”，就是一个“报”字。杨联?先生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文指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人情大于王法”，法律来自人情，以人情为源泉；就法律与人情的效力而言，也是突出人情的支配地位。在民众的眼里，人情就是最高的法律。程汉大教授也指出“在乡民的心目中，人情比圣旨和法律都大，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伦理’、‘习惯’或‘风俗’。可见，中国乡民也有朦胧的‘自然法’意识。”具体到案件的诉讼中，民众打官司只有通过带着情感诉说冤情，伸冤话语用情感来修辞，才能迎合儒吏之同情，才能胜诉。
（三）“情判”的儒吏心态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断狱应“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明代丘浚也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据礼义原则处理，即情理原则。可见，情理原则之所以进入司法实践，成为裁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与儒家思想和传统是分不开的。
　　司法官员对于自己审案的要求就是，须用“哀矜之心折狱”，要用同情之心来审案，了解案情事实，这种同情心是与儒家“恻隐之心”相吻合的。司法官所作判决不仅要做到案情事实合法，而且要合乎人们的常情和常理。同时，司法官往往以“青天父母”自居，他们为民众的“父母官”，要“为民父母行政”，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排斥情理，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折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统一，追求具体正义，即具体案件处理的合情合理性。

三、“情判”依据与内容

（一）“情判”的依据
　　天理，即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即为“天道”，人们的世俗生活应当顺乎“天道”。春秋之际就有“法天而行”，“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董仲舒也说“法天而立道”。宋明之后，天的运行规律被称作“天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也被称作“天理”。天理作为一种审判原则存在于传统法制之中。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它泛指诸如情面、面子、处事习惯、情感认同等等内容。中国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亲情、熟人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P23)儒家以“父慈子孝”为出发点，并提出相应的行为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由此，“五伦十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情”。之后到汉代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国法，即王者的法，国家的法，官府的法。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一个国家要有效运行，实现统治就必须有国法。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话里正蕴藏着一个十分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观念：国法有如家规、家法，是“家长” (皇帝)用来管教“不肖子孙” (不轨臣民)的。很明显，家法不是家长与子弟妇安奴仆协商制订的，而是家长一人的杰作。故家法即“家长之法”；同样，国法不是国君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圣心”、 “圣制”、 “圣裁”的产物，故国法就是“王法”。国法正是国家得以运行的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力求法与情之间的兼顾和平衡。管子主张“令顺民心”，就是指立法要合乎人之常情。“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说“法意、人情实通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P311)但是，当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往往弃法顺情。《慎子•因循》中也说：“天道”就存于“人情”之中，此外，再无什么“天理”、“天道”独存；立法应该顺应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利用人们的“自为心”为统治者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统一。这也强调立法要注重人情，但更重要的“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司法中要求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具权威性。(P17-25)总之，天理、国法、人情综合为用便构成了古代司法审判的基本依据。
（二）“情判”的内容
1、拷讯方式
　　拷讯是古代审判中一种最基本的审讯方式，也是古代审判的一大特点。拷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公”肆掠即为刑讯。明人海瑞的主张，在审判中对原告被告都要“监之枷之，百端苦之”，以息刁讼。理由是：“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这种拷讯制度让民众对法律尤其是司法认识普遍与严刑峻法、刑讯逼供等“酷”的印象连在一起，这种“酷”换种说法就是“威”。（P118）通过威刑的方式让其放弃诉讼，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兄弟之间的诉讼，明司法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艾乎？
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现无讼。当然，有时单靠说教不能达到效果时，便辅之以刑罚手段，使之警醒。
2、淡化是非，力求两和
　　在判决中法官一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这种“和事佬”式的判决当然是为维护“亲亲之爱”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是非纷争，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司法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清朝于成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争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何处的问题：
　　本案前由江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必争矣。此判。(P45-47)
案件中机敏的司法官想出一个妙招，判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3、判决往往超出诉讼请求
　　官吏们的判决也经常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取重社会人情伦理风尚。如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得夫，怀吉士初非?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通篇充溢人情味而无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被认为是成人之美、体贴人情的典范之作。
4、判决书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