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本文首先对执行与各种实体法的关系进行简单阐述，着眼于通过立法对执行制度进行较为彻底的修改和完善。当前，我们还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赋予当事人哪些程序权利，使其能够在遇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以及消极执行等情况下，有充分的机会和途径进而就如何具体操作及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作了阐述。
　 近来，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执行实务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持，许多重大课题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从大的方面来说，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应该兼顾不同层面：首先要从外部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与宪法、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部门法的关系；其次要从强制执行法本身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并对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讨；再次，要从执行改革和执行实践入手，对执行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对执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整理和归纳。
　　（一）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社会上包括法院内部有不少人对执行工作不了解，认为搞执行不需要懂实体法。实际上，许多执行案件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交错重叠，牵连难分，十分复杂。因此，从事执行工作的人既要懂程序法，又要懂实体法，更要善于将实体法和程序法融会贯通，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案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强制执行领域是一个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交叉融合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对强制执行法不能单纯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研究，而应该同时从民事实体法的角度来研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应该认识到，民事实体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强制执行制度应该与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定相协调。民事实体法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些民事权利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确认后，最终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民事强制执行法看作强制性地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 作为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结构就应该以民事实体法为基准，根据具体执行对象和形态的不同，采取罗列的方式进行结构设计。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法包括最高法院目前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在结构设计上主要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线索，执行程序和各种执行措施均围绕不同的实体请求权展开，在金钱债权的执行中又根据执行对象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方法，其基本考虑就是使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有机协调，遥相呼应，相辅相成。除结构体系外，民事强制执行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要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避免因执行行为的实施破坏民事实体法所调整的正常的市场流通秩序。比如，对不动产的查封之所以要办理查封登记，目的就是要与民事实体法的公示制度相协调。又如，因实施执行行为所引起的各种权利的得失变更，总是与民事实体法上的效力相伴相随，执行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往往交叉缠绕在一起，离开实体法，执行程序的运作将会寸步难行。
　　民事实体法对于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强制执行法仅仅是民事实体法的从法或者辅助法。民事实体法侧重于从静态的角度来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民事强制执行法则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更为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强制执行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除了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外，还要考虑债务人的保护、执行的效率、执行成本等多种复杂因素。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强制执行程序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某些强制执行制度。例如，在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制度中，执行程序中的查封或者扣押可以产生一种类似于担保权的优先受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执行程序创设了一种实体权利。又如，许多国家对于执行中拍卖制度的设计，都充分考虑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没有完全套用民法上的拍卖制度。最高法院起草的《关于执行中评估、拍卖、变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有许多条款的规定与拍卖法不一样，这也是基于执行中拍卖的特点和规律所作的特殊设计。第二，它有助于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把执行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忽视甚至完全抹煞执行程序具有不依赖于实体的独立价值，因此背负了社会过多的指责。 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许多法院积极倡导“程序正义”、“执行穷尽”等新的执行理念。应该说，这些新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过去我们提出这些理念更多的是基于对执行实践的反思，今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以便对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等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民事诉讼指的是狭义上的民事诉讼，主要指审判程序。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立法例上，许多国家都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规定在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种做法是将民事诉讼理解为包括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内的广义上的民事诉讼。但从狭义上看，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首先，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虽然都是保护民事权利的程序，但民事诉讼侧重于确定民事权利是否存在，可以将其称为确定民事权利的程序；而强制执行则侧重于在事实上实现民事权利，可以将其称为实现民事权利的程序。其次，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导原则和程序设计。审判和执行都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组成部分，都要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但是，两者有各自的规律性和侧重面。民事诉讼的实质是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以解决纠纷，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公正，其所设置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等诸多程序制度，旨在通过严密的程序设计保障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强制执行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效率，执行程序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主要采取形式审查的原则，二者具有各自完全独特的调整原理和程序制度。此外，那种将民事诉讼程序视为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把执行程序视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和完成的观点，也值得讨论。我们知道，强制执行的依据除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外，还包括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某些公证债权文书，对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并不以民事诉讼为前提，更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中甚至还会出现先有执行后有诉讼的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只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今后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以便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为单独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三）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关系
　　破产程序是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强制性地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变价和分配，以实现全部债权人债权利益的程序。从强制性地实现债权这个意义上来说，破产程序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制执行，只不过通常所说的强制执行只考虑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债权，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执行，而破产程序则要考虑全部债权，本质上是一种概括执行。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和破产法的关系问题上，最需要研究的是两种法律制度在实现债权中的功能和定位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到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关于执行财产分配原则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执行财产如何在多个债权人之间分配的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历来存在着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的争论，究竟哪种原则更为合理，通过对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二者功能定位的认识，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强制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各有自己的功能，前者注重债权的个别清偿，后者则注重全部债权的公平清偿，在个别清偿中如果发现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则应及时转入破产程序实行公平清偿。两种制度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在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共同发挥着执行清偿的功能。如果在强制执行制度中实行平等原则，则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适用了破产程序的分配原则，显然会造成制度上的重复。因此，从执行和破产这两种法律制度各自的功能定位，以及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整体协调的角度看，民事强制执行法中无疑应采取优先原则。但是，优先原则的合理性是以其他债权人能够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为前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破产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债权人很难利用破产程序使自己的债权获得公平清偿的话，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采取优先原则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后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没有采取优先原则，而是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做法，实行团体优先原则。
总之，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取舍，是民事强制执行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后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从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问题，比如民事强制执行法应该确立哪些基本原则、执行管辖制度的完善、执行依据是否应进一步扩大范围、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以及执行和解、执行担保、执行程序的暂缓、中止与终结、委托执行、执行竞合、参与分配的具体程序、交付财产的执行、完成行为的执行、保全执行、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王云声著：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李起泰著：.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律适用.2005，6.
　　[3]赵国明著：论担保物权的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报，2005-11-12.
行政处罚在诉讼期间或行为相对人享有诉权期间，行政机关不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该条规定，无可争议。行政处罚决定作为对行为相对人的一种单独的制裁手段，其执行方式有二种：1、当事人自动履行；2、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种方式中，行政机关何时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时间上有无制约？因行为相对人接到行政处罚后，享有诉权，那么，在诉讼期间或行为相对人享有诉权期间，行政机关是否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对此，有二种不同的观点，实践中也操作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只要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有：《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行政复议期间、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处罚在诉讼期间及当事人享有诉权期间，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不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有司法解释作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可见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未满则不能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同时《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以上二条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在诉讼期间及当事人享有诉权期间，行政机关不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解释》第八十八条和行政法律法规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如果单从表面上或文字上比较，《解释》第八十八条似与行政法规有矛盾，其实不然。《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起诉亦不履行，行政机关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中“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不履行”这些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此规定明确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期限，即行为相对人享有三个月的提起诉讼的时间，在这三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未满之时，行政机关不得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若行为相对人在行政处罚规定的法定期限内仅仅是不履行，但对是否起诉未表态，则行政机关在行为相对人的法定起诉期（三个月）届满以前同样不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因为当事人的“不提起诉讼”当时是处于不确定状态。反之，则有悖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的规定。因此，《解释》第八十八条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是吻合的、一致的，同时也是对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律法规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三、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及《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的理解，以及《解释》第八十八条与这二个条款之间的关系认定。《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均规定了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这二个规定应理解为是法律对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中的效力包括执行力的一种先定确认，即在具体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后、在未被确认为违法或被撤销之前，应视为合法并具备执行力，即使该具体行政行为被申请复议或被起诉，也不影响其在行政程序中的执行效力。但是，如果将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变为司法执行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则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规定的全部条件。可见上述各项规定是从不同程序、不同条件、不同性质下对具体行政行为执行问题所作的规定，相互间不存在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对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是错误的。
值得一提的是，《解释》第九十四条作了先予执行的规定。先予执行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若不及时执行可能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时，行政机关或权利人就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被诉具体行为。先予执行的条件是必须进入了诉讼程序，它是法院在诉讼中的执行，与本文所提到的非诉强制执行是两回事了。



文章作者：胡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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