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修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修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
根据1998年4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东省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促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保护和改善城乡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乡、镇、村（含管理区）以及村民小组集体举办的企业（以下统称乡镇企业）。
各种形式的联营、合资、合作企业，以及个体、私营企业比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地区乡镇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根据所辖地区生产力水平、资源条件、环境特点，确定、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方向和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无污染或少污染行业，并把本地区乡镇企业的环境保护规划纳入乡镇建设总体规划。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负责对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协同环保部门对乡镇企业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管理。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按上级人民政府分解下达的环境指标，制定环境保护目标任期责任制；根据环境保护规划划分工业功能区，建立和完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系统以及废水处理设施。
乡镇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及乡镇企业的污染状况配备专（兼）职的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在上一级环保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对乡镇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具体的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省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二）协助组织编制和监督实施乡镇企业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三）定期向县（区）环保部门报告本地区乡镇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四）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提出初审意见，监督“三同时”制度的执行；
（五）受县（区）环保部门委托向乡镇企业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和排污费；
（六）监督检查乡镇企业的污染治理；
（七）对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纠纷进行调查和调解，对环境污染事故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第七条 乡镇企业利用境内废气、废水、废渣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经县（区）环保部门认证，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减免税等优惠。
第八条 乡镇企业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新建、改建、扩建及技术改造的建设项目，必须执行国家、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规定。
不得擅自拆除或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如确需拆除或闲置的，必须征得所在地环保部门的同意。
第九条 乡镇企业必须按规定向县（区）环保部门报告所拥有的污染物排放与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强度）及防治污染的有关技术资料。
第十条 乡镇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必须达到国家或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超过国家或省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必须按国家及省的有关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限期治理。
第十一条 乡镇企业必须接受环保部门的现场检查，并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材料。
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十二条 严禁乡镇企业土法炼砷、炼焦、炼油，土法生产硫磺、化学农药、烧结铁矿、冶炼有色金属、开采放射性矿、生产放射性制品、处理处置放射性及严重污染环境的废物；严禁土法冶炼及生产汞、砷、铅、铬、镉、铍等制品；严禁非法从事氰化物、黄磷、石棉、联苯氨及其他
剧毒性、致癌性等产品的生产。
第十三条 严格控制乡镇企业发展电镀、硅铁、制革、造纸制浆、漂染、拆船、开采有色金属矿和稀土矿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
严格控制新建、扩建以土窑、方窑、龙窑为燃烧形式的砖瓦厂、陶瓷厂。
严格控制引进境外废弃物进行加工、拆解。
前三款所列项目，属特殊需要生产、建设的，须经县（区）环保部门审查后，报上一级环保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小金矿的开采，应统一规划、合理开采、集中选冶、统一氰化，严禁个人建造选冶厂和氰化池。
第十五条 乡镇企业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不得接受或承包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项目或设备，不得接收或承包处理污染物；具有治理污染能力的，在签定上述有关合同之前，应将该项目或设备所产生的污染物和对环境影响的情况报当地环保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对技术设备落后、耗能高、效益差、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乡镇企业，应限期治理。
乡镇企业的限期治理，由有关市、县（区）环保部门提出，报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乡镇企业在停业、关闭、搬迁前，凡产生环境污染的，须负责整治原厂址及周围已受其污染的环境，并报当地环保部门验收。
第十八条 乡镇企业不得任意将耕地、池塘、湖泊、灌溉渠、山林、荒山、荒地作为蓄积废水或堆放废渣的场地。属特殊需要的，必须报经县（区）以上环保部门审查同意，并采取相应防治污染措施。
第十九条 乡镇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区）以上环保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治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除追缴超标准排污费及滞纳金外，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三款和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县（区）级环保部门可处以1万元（含1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1万元至5万元（含5万元）的罚款，报市级环保部门批准；超过5万元的罚款，报省级环保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除由县（区）以上环保部门按规定加收两倍以上的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或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乡镇企业，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污染危害，并赔偿受害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损失。
环保部门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污染赔偿纠纷进行调查调解，当事人对调解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的各项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4年2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修改《广东省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省政府1994年1月21日以粤府〔1994〕12号文发布）作如下修改：
1．第十九条修改为：“乡镇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区）以上环保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治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除追缴超标准排污费及滞纳金外，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三款和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2．删去第二十条，其后条文依次顺延。
3．原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的各项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1994年1月21日
【摘要】行政刑法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关于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研究也起步很早并得到快速发展。而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相比之下仍然很不完善，其存在的缺陷亟待解决。笔者在本文中就我国行政刑法的渊源展开分析，从而发现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存在的种种缺陷，进而探索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改善之道。
【关键词】行政刑法规范 刑法规范 立法方式 劳动教养
行政刑法是在行政制裁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者认为，行政刑法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因为旧王朝时期的法国国王、封建领主、某些地方政府就已经享有独立的行政惩罚权。不过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行政刑法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后，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模式确立之后。[1]笔者采纳通说的意见，并且认为行政刑法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某些州地区已经制定了自成一体的“警察刑法典”，这可以说是行政刑法的最早的立法例，不过那时还没有出现“行政刑法”这一概念。自1902年德国学者郭特希密特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立法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欧陆国家和日本，行政刑法立法的研究已经相当发达。而在我国，由于上世纪90年代才有部分学者进行行政刑法研究，所以我国的行政刑法立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行政刑法立法方式不免要产生各种各样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探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
一、体现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行政刑法渊源
要探讨行政刑法立法方式，当然首先要分析体现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行政刑法渊源，也即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很多刑法条文规定了以触犯行政法为前提的行政犯罪。例如，刑法分则规定的走私罪、非法狩猎罪、危害税收征管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等，这些罪名规范都是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
（二）行政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也即附属刑法规范。基于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制定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制。但对于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单一的行政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发挥规制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立法者们在这些行政法律中设立了许多罪刑规范。
（三）单行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在上个世纪，我国在刑法典之外又制定了很多单行刑法。但到97年刑法典制定后，单行刑法逐渐被废止。目前仍在施行的单行刑法只剩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所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单行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当然是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
（四）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这一表现形式比较特殊，争议不小，我们在此单独说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本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前两个虽然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但在性质上乃属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第三个属于部门规章。可以说，在这里谈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似乎与行政刑法立法相去甚远。可奇怪的是，很多学者都在自己的行政刑法相关著作中阐述劳动教养制度，例如苏州大学的李晓明教授就在《行政刑法学》和《行政刑法学导论》中大谈劳动教养制度。并且，这些学者基本都倾向于将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纳入到行政刑法立法之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赵秉志教授认为：“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 实现行政管理目的, 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2]个中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人身强制性、严厉性等特点，以及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借行政之名行刑罚之实的现状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在本文该部分论述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
二、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
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就体现在本文上面部分提到的法律渊源之中。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具体分析。
（一）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缺陷
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即采用何种形式来规定行政犯罪罪名、行政刑法责任，这对于协调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综观世界各国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混合式的立法，即将行政刑法责任条款分别规定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行政法律之中；二是独立式的立法，即制定独立的行政刑法典。[3]可以说，只有少数国家采用独立式的立法方式，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混合式的立法方式，我国采用的亦是混合式的立法方式。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本没有什么不妥，但我国在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同时，在行政法律中规定行政刑法责任时，主要采用的是“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因而就存在很大的缺陷。
所谓“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有关行政刑法责任条款被分散设置于行政法律之中，且必须依附于刑法典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离开刑法典，这些行政刑法责任的规定就无从发挥作用，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我国规定行政刑法责任所采用的“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的体现：一是原则性的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笼统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刑事责任未予具体设定，例如《会计法》第29条规定：“单位领导人和其他人员对依照本法履行职务的会计人员打击报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比照性的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类推规定对某种行为比照刑法典中最相类似的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例如《专利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是援引性规范，又称照应性的刑法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直接援引刑法典中的某个具体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虐待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28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上面述及的“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原则性规范很难在刑法典中找到与其相对应的罪刑规范，往往导致其难以甚至不能适用，这种情形下的原则性规范无异于形同虚设。例如，根据《统计法》第2条规定，虚报或者瞒报统计资料、未经批准而自行编制发布统计调查表等行为是违法行为，该法第26条规定：对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人员，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虽然原则性地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刑法典中与单行刑法中却找不到相对应的具体适用条文。二是比照性或者援引性规范又往往显得十分牵强，、不合理，使得它们与刑法典不协调，并导致刑法典失去规范性、犯罪的构成要件失去统一性。[4]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行政刑法的适用效果，导致行政刑法责任适用上的混乱。
（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严重破坏了刑法的稳定性
任何法律都把稳定性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刑法和行政刑法亦不例外，但两者对稳定性的要求程度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由于刑法本身的特性与漫长人类社会的积淀，以及规制人类社会秩序方式进程的本身较为缓慢，有关规制社会伦理层面、涉及社会治安秩序方面的犯罪类型及法律规范较为稳定；而距离传统社会伦理层面较远，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秩序有关的行政犯罪，往往表现出较大的易变性。[5]所以，刑法更讲求稳定性，而行政刑法表现出更大的易变性。将有较大易变性的行政犯罪规范规定在刑法中，无疑将严重影响刑法的稳定性。因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应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势，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必然要不断作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严重破坏刑法的稳定性。
目前，我国刑法自1997年施行以来，已经经过了八次修改，出台了八个刑法修正案。由这八个刑法修正案分析可知，大部分被修正的条文都是行政犯罪规范。至今，刑法已经做过八次修正，其稳定性已经遭到很大破坏，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犯罪规范的易变性。
三、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完善
（一）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由本文前面部分可知，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存在着重大缺陷。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在行政法律中直接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的一种立法方式。[6]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可以更好地协调行政刑法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保证行政刑法责任真正落实到实处，有效发挥行政刑法的规制作用。笔者认为，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具体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这种立法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的缺陷问题。在行政法律中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可以使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直接依据该规定对罪犯定罪量刑，有效避免因刑事罚则不够明确而造成法律适用上混乱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政法律中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实质上使其成为典型的分则性规定，与刑法典分则相并列，并都把刑法典总则作为指导，从而能够把行政刑法与刑法典协调起来，保证其各自的特性不被损害。
第二，这种立法方式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因此，我国的行政法律完全可以就刑罚适用作出特别规定，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
第三，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早已有之，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有经验可循。例如，我国1957年颁布的《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第七条规定：“如果因违反本条例和本条例实施细则而引起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者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轻重依法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金。”[7]
以上说明，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十分必要，且具有采用的良好条件的。